“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他们的生活。”
　　——迪格尔印第安人箴言
　　当我第一次接触《菊与刀》这本书时，心中感觉有一丝疑虑，因为这是一本人类学著作，而据我所知，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可是本里迪克特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俘虏、美籍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可是当我读了此书后心中的疑虑便烟消云散了。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代表着美；“刀”是武士刀的象征，代表着勇气、忠义和名誉。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为此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读《菊与刀》之心得：
　　一、战争中的日本人
　　在战争中，日本人总是感觉任何事情都是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即使处于困境，他们也要求全体官兵镇定自若、敢于面对一切，意味着着一切他们早就预料到了。对战争的目的，他们认为那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而不是侵犯别人。在战争中的传统口号是“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的优势，以我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他们信奉精神意志的胜利，而非物质上的优势，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是次要的，瞬间的。这恰恰与美国推崇的物质资源至上的观念形成的鲜明的对比。
　　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缺失继承及其影响
　　　　历史上，中国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辐射力量，对周边许多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菊与刀》一书透过中日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独具慧眼地剖析出日本多次“克隆”中国文化，可实际上却贬抑了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其精辟之处，不仅体现在道出了一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日文化的基本分野。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自足的文化，具有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儒家强调“忠”、“孝”，但在此之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概念——“仁”，并将其置于整个伦理体系的制高点。不过，在儒家体系中，对于“仁”的核心概念，自始至终都没有过丝毫动摇和懈怠——“忠”、“孝”只是手段和工具，其最终目的都归于“仁”。正所谓，“仁”则天下归心，反之，“不仁”则天下人皆可诛之。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七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忠’、‘孝’伦理概念，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然而）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应该说，日本文化从没有接受过真正意义上的“仁”。对“仁”的无视与冷漠，使得“忠”、“孝”的位阶直线上升，并成为日本文化中伦理道德的终极指向。对日本人来说，正义与否、仁义与否从来就不是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这种“仁”的缺失，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忠”、“孝”，对日本民族性格与文化体系构成最大的影响是，使得日本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始终自觉地驯服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
　　三、从《菊与刀》中窥测工作中的日本人
　　日本人不喜欢在竞争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在独立的环境中更能发挥自己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公司董事长、经理的办公室比西方国家董事长、经理的办公室小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他们宁愿走出办公室独立思考，也不愿意和别人为一个问题而争执。在竞争中他们对竞争对手异常敏感，仿佛是对自己的一种侵犯，因而转移注意力到与侵犯者的关系上，而不是专心从事工作，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工作能力的正常发挥。
　　通过读《菊与刀》使我了解到，相比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和开放，日本人的谨慎、勇敢和坚韧。中国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一种较为完美的民族性格—中庸之道，这种方式是中国人的性格仅此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性格之间。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在面对战争、工作、生活、外交等问题是独有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