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公元1930年11月1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籍贯贵州省长顺县，故于公元1991年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一）；母亲生于公元1940年8月10日（农历七月七日），籍贯湖南省衡阳市（就是范仲淹笔下的衡阳雁去无留意的衡阳），故于公元2022年元月19日（农历腊月十七日）。

父亲、母亲从小就没有了他们各自的父亲，我的父亲还没出生，我的爷爷就失联了。爷爷的失联，是因为挑着小洋到惠水县卢山镇赶集，那时家在当时的长寨县上鹅寨（1941年长寨县与广顺县合并为一县，县名长顺县），当时小洋不再流通，爷爷听说卢山镇能小洋换当时流通的货币，于是抱着希望去卢山赶集，此一去，再无音讯，直到1992年春，有一个人找到我家，说了有关爷爷的音讯，说爷爷投了兵，后来到了台湾，当了国军的师长，由此还产生了一些故事，此是后话，容后再诉。

爷爷的失联，对我奶奶来说，肯定是天翻地复的打击，当时父亲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只知道奶奶姓杨，在奶奶的墓碑上写的是田母杨氏之墓，父亲在世时没有告诉我奶奶的名字，奶奶外家是今长顺县摆所镇完直，后来，奶奶的亲弟弟因意外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姑（表姑后来嫁到黄土坡郭家，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是1991年父亲去世时），奶奶就离开上鹅寨的家，所谓的家可能就是几间低小的茅屋吧，举家迁回完直外家带着表姑及四个儿女度日。

完直的生活，父亲在世时同我聊过几件事：

1是父亲曾短时间的上过私塾，当时有课本，父亲还曾用那时先生唱书般的语调对我背过上面的内容：中国的民族英雄有三，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击倭寇,蒋中正总统今天领导我们抗日。

2是父亲有印象时，有外地口音的人到家里找水喝，按时间推，可能是长征时的掉队红军。

3是奶奶曾有过经商的尝试，一次逢摆所镇赶集，奶奶在路边卖米饭，还高配了猪油，有客人把猪油直接吃了，吃了后说：你家的霉豆腐不香盐。

4是当时父亲孤儿寡母一家，一定有太多的辛酸回忆，父亲都没说过那方面的过去，只是对我说过那时他的一件趣事，由于衣着破烂，每次经过一户人家，总被这家的狗追赶，就算蹲下了，狗也不怕，扔石头去，狗就张嘴咬定石头不放松。父亲为这事，也费了心思，想出了个办法，他把一个萝卜烧烫，用多层瓜叶包好，拿在手上，再从此户门前过。果然，旧事重演，狗追人，人蹲地，扔物（还很滚烫的萝卜），狗再次张嘴咬定不松口，可此物非彼物，这次狗亏掉大牙了，惨叫着，落荒而逃。

5是父亲家也曾养过狗，一次父亲随着奶奶去摆所赶集，狗也跟着一起去，散场回完直时，天黑尽，狗跑在前，人在后，深山老林中，羊场小道上，突然，狗发出几声绝望的叫声，应是成为当地猛兽的食物了。

6是大姑的出嫁，大姑嫁到中坝格丁祥寨陈家，出嫁那天，父亲可能10岁多一些吧，也跟在送亲的队伍后面，送亲的人们到了杉树桥时，才发现了父亲。

7是大伯父的逃亡，随着全面抗战暴发，兵力不足，全国一盘棋——抓壮丁，大伯父也在名册中，在收编大伯父的过程中，大伯父犯了事，夺了保丁的枪，跑路了。后来才得知，当时大伯父把这杆枪卖了八块大洋，跑到长顺县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交麻长义，在那里遇到大伯母，成家落户。

8是房屋失火，完直的家没了，失火的原因，父亲没说，我结合中国革命史大胆的猜想，会不会是因为大伯的犯事，被保丁们烧的房呢，时过境迁，真象已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了。多年后，父亲对我说，他家完直的房背后，长了好多棕粑叶。但具体地点，没带我去看过。因为房子被烧了，为了生活，奶奶与父亲要找容身之地，奶奶到长寨大户人家当佣人，父亲到祥寨投奔大姑家，后来在祥寨一户人家，当长工，住在牛圈的楼上。这时父亲也就十多岁，后来，奶奶到祥寨看大姑和父亲，却因病突发去世，奶奶的棺木是父亲的东家出的（父亲用做工来抵棺木钱，后来母亲还说过父亲当时是卖身葬母）。

父亲到交麻长义，数年后，大伯在交麻长义稳定下来，父亲这时欠东家的债也清了，父亲就到长义随大伯生活，长义缺水，听父亲说，早上出门挑水要到下黑才能回家，有的大男老汉的，因为挑的水快到家时，突然摔跤，水倒完了，为此会放声大哭。

进军大西南的号角吹响了，随着长顺的第二次解放，长义的人民翻身作主做了主人，父亲这时也长大成人，成为了农会的积极分子。并被选派到青岩学习，为此父亲还借了一件长衫穿着去学习，一路徒步，到达县城，到县城时正遇到有人在水井里投毒被抓，父亲说，投毒的是一个小孩。在青岩学习的内容是三大任务：分别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青岩学习结束，归心似箭的父亲，从青岩走路回到交麻长义时，已是第二天凌晨时分，身上的长衫里面也增加了很多小生命——虱子，听父亲说，当时他把长衫扔到火里烧了，烧的虱子发出霹叭霹叭的响声，至于怎么向长衫的主人交代，父亲没有说，可能就是长衫的主人让他烧的吧，父亲参加学习，也许会领到一些安家类的费用吧，用来赔长衫钱。

这时父亲积极的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成为我家家族史上的走出国门第一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往朝鲜的途中，到安东时（今丹东市）父亲第一次吃到了好吃的冰棍，遇到好东西，自然要多买一些，就买了十多根冰根放在跨包里，后来跨包滴水了，才知道冰棍是会化的，父亲赶忙请了战友们一起帮着吃完了开始融化的冰棍。跨过鸭绿江后，联合国军的飞机扔炸弹，父亲看着有的战友们就牺牲在联合国军飞机的轰炸中。父亲大腿上有个伤，是被弹片刮伤的，是什么时候受伤的，父亲没说过。

朝鲜战争停火后，父亲的部队回国，父亲所在部队为42军126师。回国后，父亲由于小时在私塾认识一些字，被选派到浙江江山防化学校参加学习，由于根本没有数理化底子，父亲跟不上学习进度，有一次上课时，他带了温瓶放在课桌旁，可能物理中学到有关气压的内容，父亲领会了，就把温瓶的塞子用来实验，果然能通过气压，发射成功。但是，这是上课时间，为此可能被罚练了军姿。

这时，父亲就要遇到母亲了，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母亲。

母亲姓刘，同父亲一样也是从小就没有父亲的，母亲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是1942年7月，母亲说是解放后上户口时外婆记错了，母亲的大姨说母亲是1940年出生的，1944年衡阳被日军攻击，当时外婆背着母亲逃难时，母亲是有印象的，2岁的孩子是没有当时的印象的，所以这印证了母亲应是1940年出生的。母亲的爷爷是从衡阳市衡南县牛市的农村走到衡阳市的，开始是挑着担子卖汤圆，后来，开了餐馆，赚了钱，置了一百多亩地，我的外公也受到了教育，成为文化人，外公的家乡叫刘搭桥，听母亲说，因为她爷爷有钱后在这里修了一座过河的桥，所以村子命名为刘搭桥村。外公迎娶了我的外婆，外婆姓王，颜值很高，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听母亲说，母亲的外公一家有七兄弟，大外公出国学医，学成后在长沙开了诊所。大外公的儿子后来也学医，解放后是贵州省商业厅医院的党委书记，文革中受批斗含冤而去。他是母亲的大表哥，我应叫表舅，我没见过他，我见过表舅妈，表舅妈姓谢，23年1月13日去世的歌唱家谢莉斯是表舅妈的侄女，我小时候第一次吃荔枝罐头，是在表舅妈家里吃到的。

听母亲说我外公是地下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外公在家乡办了学校，宣传抗日及共产主义，从历史背景来看，应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湘江边的，为这事，母亲家变卖了家产打官司，官司失败，母亲一家成为了城市贫民，外公成为了不是烈士的牺牲的地下党人。外公就留下母亲一位女儿，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外公的名字母亲没给我说过，，92年清明我同母亲回湖南，给外公上过一次坟。

日子总得继续，几年后，母亲可能有7、8岁的样子吧，外婆再婚了，再婚的外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解放后在衡阳的一家糖果厂工作，听姐姐们说，那时她们到外婆家时，外公总给她们吃好吃的糖果。外婆家楼上，有一个大坛子，里面装的就是好吃的东西。外婆再婚时，把母亲留在衡南老家，那时母亲的奶奶还健在。母亲说，是她的大姨牵着她到衡阳的，这应该是外婆请大姨带母亲去的吧。现在衡阳，母亲还有三位同母异父的妹妹和兄弟，从小我们都得到姨姨和舅舅们太多的照顾和帮助。

大舅小时候很皮，一次钻进大坛子里捞东西吃，头伸进坛子里，弄不出来了，只能发出嗡嗡的叫声，母亲放学回家，想法把大舅的头弄了出来，小舅是一个笑口常开的人，92年我同母亲到衡阳时，住在外婆家，小舅家离外婆家不远，吃饭时，小舅都过来做菜，做好了菜，吃饭时他走过来，叉着腰，笑着问：好不好恰（吃）？，回答好恰，他就满足的笑着。姨姨在衡阳北区市场工作，每次我们到衡阳，姨姨都会给我们带好东西回贵州，那时贵州还没有红苕粉，我们从那里带来。还有蜂窝煤，1985年时，外婆同姨父一起到贵州，还带来一个手工打蜂窝煤的机器来，姨夫还同我父亲一起，给我们家垒了蜂窝煤灶。

上学后，母亲是班上的中队长，大队委。后来考上了长沙工学院，这是59年左右吧，由于大跃进时的深耕地，导致了粮食欠收甚至不收，还有当时虚报产量认为粮食足够吃就大食堂里放开吃，待新年开始时，由于粮食欠收和之前用粮食还苏联的账，全国上下，发生粮食危机，生活紧张，物资极为贫乏。

这时父亲的战友刘叔回贵州老家探亲，刘叔也是长顺人，在经过贵阳时去喷水池百货大楼买东西，遇到了营业员是母亲的同学舒姨，刘叔与舒姨有了发展，成婚了。舒姨小时候家在衡阳与母亲是邻居也是好朋友，后来战乱时迁居到了贵阳。父亲与刘叔一起回贵州探亲，这时父亲是副连级的军官，部队当时是在广东，探亲回部队时，舒姨也一起回，当时到广东的火车要到衡阳转车，于是舒姨一行就来到了母亲家，父亲认识了母亲。那个时代，解放军的社会地位很高，军官就象现在的高富帅一样有优势。不过母亲那时在长沙工学院上学，对父亲并不感冒。但父亲很是执着，也就试着交往吧。多年后，父亲对我说过一次往事，他说，有一次去衡阳，是7月半吧，离开衡阳临上火车前，母亲对父亲说过月半了，家里需要5元钱买东西，父亲就高兴的给了母亲钱。在火车快开时，母亲给了父亲一个纸条，上火车后，父亲打开看，是一封不再与父亲交往的告知书。父亲估计这时又有当年出国时在丹东时吃很多冰棍的感爱吧，心里冰凉冰凉的。我知道这件往事后，就问了母亲，母亲说，是她大姨教他向父亲要钱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心想事成，不受物质因素的影响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但现在的贫富分化、地区分化，城乡分化、体制内体制外的分化也不是很理想的现实，一切都需要不断完善，最终达到全民共同富裕。

就这样,父亲心痛加无奈，情绪低落的回到了部队,日子继续过着。这时父亲也快30了吧，再不成家就老了，东方不亮西方亮,老家有消息,给父亲介绍家乡的对象。这次相亲，顺畅的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环节。眼看着父亲就要有个自己的家了。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这桩婚事黄了，因为部队要对女方政审，由于女方父亲在第一次长顺解放后的土匪暴动中站在了敌对阵营中，政审不通过。父亲不愿放弃，为这，被单开，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最终，这桩婚事未成。若干年后，我在路上搭便车时，还搭过这位阿姨乘坐的车。本来我也不知道这个往事的，是一次陪父亲去买东西，卖东西的人是这位阿姨的姐姐，不卖东西给父亲，在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态度下，知晓了这段往事，也知道了这位阿姨是谁。

这时到了1960年，开始了三年生活紧张时期，母亲所在的学校同全国的老百姓，怎一个饿字了得，全国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当年火遍全国的一部电视剧《霍元甲》，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有印象吧，霍元甲的大徒弟刘振声就是1960年去世的，我瞎猜，可能也是因为饥饿导致的吧。部队相对来说，情况好些。兴许舒姨发挥了父母的桥梁纽带作用，在这个特殊的饥饿时期，父母恢复了联系。母亲的学业不再继续，与父亲开始了他们小家园的建设。听母亲说，父母的婚礼是在部队礼堂举行的，团政治部主任，罗贵银伯伯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当时父亲奏二胡，母亲演唱了“妇女救国歌”（乐调是交城山)。罗伯伯后来转业到杭州印刷厂工作，父亲1988年到杭州罗伯伯这里玩了一个多礼拜。

父亲部队这时的驻地在浙江省江山市，大姐1962年在江山出生的，大姐出生不久，父亲转业回地方，当时父母约定，转业的选择地点是回母亲的家乡——湖南省，选了三个地方：衡阳市、衡南县还有一个地点我没印象了。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父亲的战友老乡们同父亲把酒言欢，欢送父亲，就是这场酒，让父亲改变了主意，决定满着母亲改了转业的地方，象少年张三丰不依靠郭靖一样，转业回本乡本土：贵州，独创自己的人生未来。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母亲的生活走向。

贵州是个好地方，多彩贵州，传说五百年前刘伯温写过这么一首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贵州人民朴实，山青水秀，气候宜人，空调基本不用，夏季都要盖被。贵州有茅台董酒长香酒，还有荷妈折耳根。长香酒是当年长顺县酒厂生产的瓶子酒名称，小时候家里请客，常用长香酒招待客人，这酒是纯粮食酒，不是勾兑的，多喝了只会醉，但头不痛；荷妈是带刺的，手碰着他，会很痛，但也是一种药，用红荷妈根熬水泡脚，可以治风湿。

意气风发的父亲带着妻女，转业回到贵州省长顺县。父亲在当时是三亲六戚中走出农门到县城工作的第一人，当时的工资也很可观，但工资后来都是原地不动的，因为父亲感到自己工资高了，每次单位开调资会，他直接弃权，不参与调资评定。可以想象，那时父亲有衣锦还乡的美好心情吧，母亲也被这浓浓的亲情包围着，很热情的接待八方来客。

后来，我记事后，家里就只有和大姑二姑和大伯的儿子三家来走动，其他的亲戚很少来，来了，母亲也不是很热情。

在县城里，父亲有小时在中坝一起放过牛的发小:吴叔,还有与祥寨相邻的上板冲的梁叔和下板冲的梁叔。以及战友周叔。现在这几位长辈同父亲一样，都不在世了。

长顺县位于贵州省中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西部，距贵阳88公里，按地理位置来看，还是不错的一个地方，但63年父母来到长顺时，相对于衡阳还是有点落后，67年外婆第一次来长顺，在车站下车后，就一直往前走，找县城，走到了当时的米厂那里，都没看到城镇，于是就问了人，地方不大，人也不多，都是相识的，问的人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就告诉了我家的所在地，外婆又一路返回找到了女儿家。

到长顺不久，就把母亲的祖母从湖南接过来一起住了，从63年住到70年，老人坚持要回湖南老家，父母就在70年春节期间送老人回到湖南，92年清明我陪母亲回湖南时，老人已不在世，我陪母亲找到母亲认识的人带路给老人上坟。当时有路人说，这个坟一直没人来上坟，还认为没有后人了。这一过去，又是30多年，不知老人的孤坟现在是何状况了。

我家里有五姊姊，大姐生于1962年11月，二姐生于1965年1月、哥哥生于1967年4月、四姐生于1969年6月，我生于1972年3月，父母的一生，就投入这养儿育女的平淡生活中了，他们在生时都没好好的享过福，特别是父亲，1991年10月就去世了。67年哥哥出生时，外婆来到贵州长顺，67年6月，把大姐二姐带回衡阳，到70年 大姐要上一年级了，父母衡阳送老祖祖时把大姐二姐接回长顺。那时候，父母亲都在商业系统工作，父亲性格很直，当时局里有活动，父亲就当队列科的科长，站队时，不管是谁，迟到了一律罚站，为这可能也得罪不少人吧。后来父亲又到食品公司分管生猪业务，当时，喂的猪有公家的猪（就是收购来出售的），还有集体的猪（公司职工出钱买的，过年时分给大家的猪）；一年要杀集体的猪，但公家的猪更肥一些，当时的负责人就安排让公家的猪来替代集体的猪，杀来大家分，但父亲却坚持公私分明，不同意这样办，后来上报到局领导那里，局领导是父亲小时的玩伴，吴叔，可想而知，最后杀的还是集体的猪了，为这，父亲得罪了领导，后来，大姐也在商业系统工作，工作后参加考试到州财校带薪上学，毕业后仍回商业系统工作，县里成立建设银行，银行的领导亲自到我家找，要调大姐到建行工作，但父亲得罪的领导卡住不放，最后大姐就随着所在单位的破产而失业，最后到一家集体企业任会计直到退休。母亲、大姐后来都曾有段时间同在商业系统做会计，那时系统有一次举办珠算比赛，大姐得第一名，母亲得第二名。很多年后，听说父亲一件往事，当时我也工作了，是做收费员，一次来交费的人听到别人叫我名字，就问我父亲是谁，我说了，他就说，你父亲以前是管生猪业务的，有时我们送猪来卖，达不到130斤你父亲也收的，那时收猪是要达到130斤，但可以有所波动，其余的人来办时，都凭这波动来看人看烟做事，父亲是农村出来的，理解农村人的生活，从来不刁难人的。

父母到了长顺，经历了文革的发起，对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父母给我们说得不多，知道的就几件事：父亲文革时参加过一个叫红卫军的组织，总部是贵阳的，是一个叫李铁乃（按读音，实际名字可能有误）的人发起的，后来，一天，盐巴公司的一个人在街上通告：李铁乃冲中南海被抓了，父亲所在组织的人听了，灰溜溜的，组织就此解散。

后来长顺县城的造反派有两个派别，一个是4月12日成立的，号称412战斗队；一个是4月16日成立的，号称416战斗队；双方口角相斗时，就一个称：坚决打倒死幺儿（412战斗队），另一个反击：坚决打倒死妖物（416战斗队）；当时的武斗，就是两派争着进大礼堂的门，一派挡，一派冲，冲进去的就是胜利方；大礼堂就是当时的电影院，县城有什么会议或活动就在那里举行。

母亲说文革时她是保皇派，当时造反派要批斗一位女领导，母亲就挡在这位领导面前拦住说，要想斗她，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父母还说过，那时长顺有一位女老师，叫谷多芳，是安顺三谷的侄女，因为被斗，自尽身亡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弄潮儿，也有混进队伍中的动机不纯的小人物，就是这些小人物，伤害了一些无辜的小人物。说到伤害，我想起在民国时期长顺另一场更大的伤害，长顺曾有位县长，河南人，来到长顺后，对长顺的鸦片种植，展开霹雳手段禁植，触犯了地方势力的利益。一个夜晚，一群人冲进县长的住地（后花园），当时就把县长的一位家乡带来的人用斧头砍死了，然后就一路拖着县长从后花园往金渔洞方向走去，路过十字街时，我认识的一位婆婆后来告诉我，当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听见县长说：老乡啊，我是你们的县长！但是最终被砍死在金渔洞那里，血衣挂在天灯坡上。

十字街婆婆，是母亲曾经的同事，两家的交情，是因为一次失误引起的。母亲那时在服务公司做出纳，婆婆是做营业员，一个赶场天婆婆交营业款，有300元，款交了，却没把收据带走，母亲后来看到，就找到婆婆，把收据还给她，为这，两家的交情就更深一层，99年因为我的原因，我家里遇到困难，得到了婆婆家很多帮助。

父亲胆子很大，我小时候，一次一个堂姑的公公在县医院去世，那时还没有黄包车，更没有出租车，父亲就背着去世的老人到老人工作的单位，从县医院到农资公司（长小旁边），有7、8百米的距离吧。母亲说，这都是父亲在部队练出来的，在部队时，一次演习，有人走火打死了一位战友，尸体就留在现场，半夜时，上级命令父亲到现场从尸体荷包里取一份东西回来，父亲执行命令，取回了东西。

2000年时，我到一位朋友老家去，晚上同朋友去寨邻家串门，去的一户人家知道我的名字，就问我同父亲的关系，我说了，主人家就马上安排杀鸡摆酒吃夜宵。原来父亲从前参加工作组时到过这一寨，当时这一家成份不太好，家里有个祖坟葬在一个塘边，有人就要让他家迁坟，不是非迁不可的，那时也没遇到修高速公路需要迁坟。这事报到父亲那里，父亲否掉了迁坟的要求，于是多年后，为这事，我还得到了人家的热情招待。

从部队到了地方，父亲的群众路线是走得很好的，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是，父亲没有与时俱进，不断学习，而是小稳即安，因为这，后来工作上出了差错。

父亲这次出错是发生在1970年之后，这一年，大姐要上小学一年级了，从衡阳接回贵州，对父亲这次发生的事，有印象。父亲这时是在糖烟酒公司做保管员，赶鸭子上似的担任了这一重要的经济工作岗位，茅台酒也属父亲保管的，因为对账务方面的流程掌握得不牢，重开了验收单，导致账面上短少了一万多元的货，后来查下来，最终短了464元，这时候，父亲的工资就被扣，直到还清这笔巨款，虽然父亲事实上没有中饱私囊，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被送去劳改也算是幸运的了。

1979年后，全国上下开始拨乱反正，县里也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在当时县商业局沈局长和张会计的认真清查下，找到了当时的证据，证实父亲当初确实是被冤的，政策得到落实，当初被扣的464元，也返还给了父亲。24年10月21日，我去县档案局查我哥哥的社保原始资料时，在县档案局录入我父亲的名字，还看到父亲当时落实政策的相关文件名称。

父亲领到这笔退还的款时，母亲没在家，去衡阳探亲了。当时在长顺县城，一百多元就可以买一座后来有有产权的民房，因为有公家的房子住，父亲没有去购房，而是花了164元向当时长顺的县委陈书记家买了他家出让的这台上海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现在我还收藏着。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我小学毕业是1984年。在小学毕业前，父亲的工作从威远调回县城工作，在酱菜厂工作，当时制造酱油的是先把黄豆打成豆饼，然后再进行后期的工艺，父亲就负责操作机器打豆油，我放暑假时也常陪着父亲一起上班，父亲上班很是认真，机器的保养也是自己保养，把机器拆下来进行保养。每天机器打出来的豆饼父亲就一铲铲的铲在一边堆积起来，大约几年后，父亲退休了，他当时用的铁铲也给他作了记念，带回家中，铁铲的木杷都是发光的。

87年我初中毕业，当时中考是6月20日至22日考试的，我9月上了高中。上高中后，氛围也很不错，记得当时半期考试，我还考了不错的成绩。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人生走向的事情。一天早上，下第二节课后，到操场上做课间操，不知什么原因，学校的广播没有响，不用做课间操。我们学校的操场旁，就是革命烈士陵园，这时候听到有人说，陵园里有人打架了，我随着看热闹的人流，到了打架的现场，发现参与者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好朋友某某。他也上高一，与我不在同一班。后来得知，打架的原因是之前一晚有一位身高1米8的高二男同学，在晚自习时在他们班级窗户外往教室里看，我这位朋友就口吐芬芳的训斥了高二大同学，于是发生了口头纠纷。第二天下楼做操时，又在楼道里偶遇了，另一位高一的同学就在旁吹了风说：这是不是就是昨晚同你吵闹的人，我的朋友说是的，这被那位大同学听到了，进行了回复，然后年少气盛的他们约架到了烈士陵园里。朋友有事，定当拨刀相助，我没有带刀，于是就上前去抬腿相助，但是出脚之后，就觉得害怕了，这时也有很多人拥来看热闹，我想不要让事再闹大了，让来的人少一些，就跑出外把陵园的铁门关上。上课铃声这时响起，我带着不安的心跑到教室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上课不久，一位老师到了教室窗外，与上课老师交接后，把我带到了学校办公室。学校对我们这严重违反校规的事进行了第一步处理——停课。

这次停课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但当时对我的伤害不大，正好不用去上学，可以自由的放飞自我，这时正好接触了围棋，我于是乎每天与另一位有同好的同学一起，背着书包到学堂，然后拿着围棋去手谈。烈士陵园里，天登坡上，包括当时武警中队的石桌子上，都留下我们无数局棋局，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心全在棋局中。大约停课十天左右吧，得以回到校园，处理结果如下：吹风的同学开除回家；事件的发起者某某，停学一年；还有一位勇敢的参与者同我，也受到了处分。那时不象现在，有学习机可以把拉下的课程赶上，再加上我迷上了围棋，回校后，就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了，仍然迷在围棋天地中，与另一位同学，天天对战。后来我也棋艺大涨，还曾得过县围棋比赛的第一名，成为县围棋界的一流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