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现在才懂得，文学这个东西，有钱的富翁、富婆不愿搞，没钱的穷光蛋搞不了。——我就是一穷光蛋。
手握一纸北京寄来的“中原杯”新文学大赛获奖作者创作笔会邀请函，我有点傻眼，——“苗一方同志：作为获奖作者，特邀请你参加此次新文学创作研讨会，每位参会作者需交食宿、旅游、会议等费用1080元人民币。”娘的，邀请就邀请呗，为什么还要求交1080元人民币？
说什么游故宫、八达岭，凭吊陶然亭公园高君宇、石评梅墓，说什么北京现有的著名作家、诗人齐聚现场，唉，我多么想去，多么想游故宫、八达岭，多么想看看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多么想见见我所崇拜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可是，我没钱。
昨晚一个人徘徊白马山下，黑魆魆的山体贴身压来，一只孤鸦“呱呱”叫着先是往南，忽又在西边鸣叫，声音戚哀，隔着黑丛丛的松林我无法准确感知它，只看到为数不多的星星燧石一样闪着冷光。春节后只身来A城谋职，从家带来的钱只有区区400元，连房子也不敢租。——1080元，比我每月工资还多出80元。自己刚到A城不久，刚寻了一份工作，刚领了第一月的工资。想当初背着行李卷来这儿，先把行李寄在火车南站，一个人举目无亲，在市区转悠着找工作，顺着报栏挨个看招聘信息，硬着头皮面试，急不择路，怎么就选择了这么一家小破厂？这个厂子用的生产设备都是老旧濒临淘汰的，生产的塑窗也几无订单。
尽管暗自生自个儿的气后来想想也不能这么埋怨，进这个厂干业务员，主要是能免费提供住宿，挣钱不挣钱的先混混经验。有个一块进厂的聊城人小赵，大家都唤他赵子，比我小两岁，同住一宿舍，两人感情不错，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开农用三轮的父亲串乡收玉米，受不了父亲的训斥，跑出来了。不过他是要再跑回去的，因为已经订了婚，并且很爱对方，定好年底结婚的。在他看来，我是最不应该出来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舍掉，出来能混出啥来？可是，在我心底还有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除开这塑窗设备业务员还有个兼职，那就是《华夏文学报》的采编，是我正经通过招聘考试录用的。
竞聘《华夏文学报》采编的有300人之多，却只招10人，复试这一天，参加正经考试的有60人之多，竞争还是蛮激烈的，作题两个半小时，我是最后一个交卷的，结果通过了。进报社干采编，采编这个活么？和文学多少有点距离。采什么呢？当然是采报告文学，向企业要版面费啦。10000元一个版，价格可适当低一些，当月任务如保证完成一个版，提成15%，底薪500元，就是说，要是真能完成创收任务，一个月可拿到2000元，要比现在的专职收入还要高一倍。只可惜我所在的这个厂太小，不需要做宣传，再说，我也没必要吃窝边草。
人在生活的大环境里就像一群猴子在抢空果壳，我却是什么也没抢着。抛妻离子，只身来A城打拼，百事不如意，想起临来时妻儿话别，不觉鼻子发酸落下泪来。前几日妻寄信来说，村口那黑酱油似的臭烘烘的河水又淹了庄稼，几个村联合跟县里的造纸厂打官司呢。现在地里种的大棚蔬菜，自家都不敢吃，喷的农药太多，毒太重，不喷就减产。吃的都是不喷药的预留的小块地里种的菜。唉！这个人坑人的社会，你只能保证你小块地没毒，可你买的肉、买的蛋、买的粮，难道就没毒？就没激素？自己孤身独处，整天忙于糊口，饮食上那还管有毒没毒。晚写诗一首，其中有“呵，我的欲望/已风化成一具夜隼的骨架”，又给老婆写信，安慰她也安慰自己，——“小蕊，你就放心吧，我有文化，有专科学历，一定能混出名堂来的。”可是，自己也知道，一时半会能混出个屁名堂来？忽而转念又想，自己还是太脆弱了，经不住打击，写作上也有些懒，热度一退就难恢复，唉！为了所谓的事业，为了所谓的文学梦，舍掉的太多太多了。
二
春天终于来了，马路上的法桐长出了新芽，冬青油绿绿的，南归的鸟儿又跃上了枝头。可是，我的春天没有来到。如果你是A城人，你一定知道2013年春天的BC街地下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一下炸死35个人（报上说的），炸死的人挂在法桐树上，挂在法桐树上的不仅仅有死人，还有自行车、汽车轮胎、广告牌。我来这个城市淘金，干了没两个月，就发生了这档子事。
偏偏我们这个塑窗设备厂就背靠这条街，偏偏爆炸的地段就离厂子不远，后墙防盗窗上的玻璃全碎了，墙也裂了些大缝隙，这一大爆炸还炸出了厂子不规范操作问题，工厂不能生产了，我和赵子失业了。我得搬出去住，却没挣到租房的钱，一个人租房子住，我还真没这个意识，只一心指望找一个管住的新东家，可哪里这么好找，明天厂里大门就要上锁，我还在厂院里瞎转悠，徐副厂长也被遣散了，他是本地人，提出让我先在他家住几天，等找到工作再说，他夫妻不睦，老婆常年住娘家，我自然很感激地同意了。
徐厂长家住市郊，小区在A城的大西北，交通不方便，只有一趟公交车。到他家才知道，他是看我人老实，让我在他那里干几天短工。他住一楼，第一天到他家就干砍树的活，不顾邻居的反对，徐厂长让我把他小院里遮阳的梧桐树砍掉，却给了我一柄破斧子，干了多半天，两手磨出了泡，才把树放倒，放倒了树徐厂长又让在院子里挖鱼塘，干了三天，徐厂长买来了水泥，先四壁砌砖，再抹缝，浑身搞得像刚钻出湿泥地的知了鬼似的。我跟厂长说，我不能老在您家里吃闲饭，我得尽快出去找工作。厂长总说不慌，但也不阻拦，我就借了厂长200元钱，到旧货市场花150元买了辆旧自行车，骑回来又觉得买贵了，两个轮子磨损得厉害，已看不见凹槽，到修车铺装了一个自行车前筐，200元几乎用光。为了找活，天天骑车出去买报纸，看路边的招聘栏，招聘广告倒是看了不少，多是招大厨、电焊工、电器维修工，都大晌午了，马路边一大堆揽活的民工还聚集在那里，等用人者挑选。这些民工有持锯者，有持瓦刀者，有持粉刷者，有空手缩着头傻站者；路边还有一大群脏兮兮的包着各色头巾的妇女，嘁嘁喳喳等着主顾。唉，自己空有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连这些民工也不如，到哪儿也无人问津。
晚上回到徐厂长家，厂长不见踪影，借公话打他手机不通，给赵子联系，说是徐厂长去了平邑，晚上回不来了。我走时他也不告诉我一声，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临时决定出差，忘了我的存在，这下陷我落难于他的小区。刚开春，天气一到晚上就冷透了，可我还抱着幻想，小区里瞎转悠半天，希望徐厂长能赶回来，他家里还能亮起灯光。等啊等啊，双脚都冻麻了，也是自己不自爱，停在路边的一辆旧面包车没锁车门，我就想钻进去暖和暖和，刚拉开车门，不料黑暗中一老太太走过来，疑心我是偷车贼，说了我几句，还说观察你好一阵了，年纪轻轻啥钱挣不了？不学好，我说我在等人，老太太哪里肯信，等人在外面等，钻人家车里干什么？
没奈何，晚十一点住进了路边的小旅馆，一住两晚，徐厂长才来。心知这是撵我走啊，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娘的，前一个月的几天里，我还住在鲍庄街道办一宣传委员家里，帮他写稿子，这个人是我们厂长的同学，了解到我能写，周六周日专门开车把我请到家里，让我给他写一篇夸赞他单位的文章，当然，署名是他的，为这，那人还每晚给倒洗脚水呢。可是现在，求职无门，马上就要露宿街头了。有次出去找工作，按照工厂地址走到郊外，身后那条带子似的柏油路已远离了城市建筑，还没见到工厂在哪里？看来是劳务介绍所的小子使坏。唉，实在找不到就先租一小房住着，住下来再继续找。给《时代小说》投的稿子又退回来了，徐厂长亲手交给我的，信寄到厂子里，他去厂里交接工作时捎回来的。退稿中还附有一纸退稿单，说他们这个杂志主要面对城市题材，您写的是农村，不大合适，退稿单中还有这样一段：“林一方同志：你的小说在编辑部传阅后，觉得语言不错，有些细节描写也挺好。可惜题材旧了些。经研究，不用了。今退回，请查收。”这篇小说名字叫《乡土轶事》，后来又转投了别处。而费尽心力写的那些诗，投过去更是一无着落，现在的诗人只知道造词语的反，只会“拆”只会破坏，而不能像朦胧诗人那样有所建树有所“立”，“拆”永远比“建”简单容易，唉！一看这些口水诗，我的脑袋就大，这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为什么那些破编辑偏偏偏爱这个呢？
三
我这个人不善于隐藏心情，心情的好坏都挂在脸上，又自卑又自负，遇上不顺心的事就拉脸子，这一点很不好，缺少随机应变的能力，唉，举目无亲来到A城，分明这社会，这城市，对自己疏远和排斥，也分明感到了客乡的冷漠。我本是一个爱独处的人，只要有书作伴，憋家里半个月不出门也觉正常，可现在没有家啊！迷失在城市的街头，你只有影子陪着，落魄、烦闷、无依、孤独、怀乡，娘的，袁世凯怎么说的啦？——“慢慢走，等等看。”大概我现在只是一个怀有小农意识的旁观者，自己要想沉淀下来真正融入这座城市，少不得先作孙子，再当爷爷；干吧！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定下的一处住处，在振兴街第七居委会一个靠街的低矮的小房子，是居委会沿街增设的门头房，这房子原是居委会准备租给人干小卖部的，在墙上钉有一个小货架，两层，正好给我当书架，我也是看上这一点才租下来的，不管走到哪里，我那两纸箱书都一直跟着。房子太小了，四垛空墙，总共只有四、五平方，每月还要150元房租。困难时期，就将就着住吧。小房太小了，除了床，勉强能把自行车塞进去，塞进自行车就没了站脚的地，所以进屋主要活动的地方就是床，床也不是真的床，两条条凳上铺了几块木板，太硬，而我的被褥又薄，晚上睡觉硌得腰疼，头几夜不习惯，一直没睡安稳。可是别无他法，坐在被褥上，可以在货架上写字，货架很窄，连稿纸都摆不开，但总还可以将就着写。小房子只通了电，却没有水，解决渴的问题是买点便宜水果，可是，春天便宜水果不多，多数时候就忍着，不久就生了口疮，吃东西时呲牙咧嘴。
自行车给我出了大力，经过小十次不懈地应聘、面试，终于找到了一份专职的采编工作，——《创业导刊》的采编，其实就是业务员，我这一批招聘来的负责“华夏名医”专栏。这下总算解决了早晨刷牙洗脸的问题，每天早起到单位去解决。这个报是市里一家大刊的分支，算是大刊的子刊，——儿子刊，被我们现在的林主编承包下来，林主编叫林树，40岁左右，瘦瘦的，中等个，和我一样戴着近视眼镜，不过比我的眼镜高级。他每年给大报交多少钱不是我这样的业务员应该知道的，我也没那好奇心。书、报，只要见着我都要翻翻，人说“三日不读书则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自己今后想吃文学这碗饭，一定得在现有笔头子的水平上再有提高，起码不能滑下来。
白天我一般不回来，回来屋内也得开灯，因为唯一的窗户被钉死了黑暗湫隘，窗户倒不小，原是出售货物的地方，现在住了人就用木板封死了，就是夜里也是磨蹭到7点半以后才回，怕被路人看见还有这么个穷光蛋蛰居这儿。小房门上，春节时贴了个横批“万事如意”的春联，“万事如意”，什么时候能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不过是人们虔诚的祝福，世间是决不曾有的。因为沿街都是市廛的闹声，——“热馒头！”、“收废品！”、“碎羊杂！”、“桔子来！”、“收被褥！”、“清洗油烟机！”、“磨剪子来戗菜刀！”，这就是住处外小贩们整天的吆喝声，春雨如暗尘，伴着街心的泥泞。唉，这同样也是职业，人活着，总的有挣钱谋生的手段。
四
门头房只租了一个月，居委会老太就来通知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人住，这个地方缺一个杂货店，居民反映购物不方便，有人想高价租下来做生意，你要出不到这样的高价，最好下月就搬出去。我答应了，我自己也觉得在这儿住的憋屈。等了一天，居委会老太通知我10号最好搬走，我租期是8号到期，也不想占她两天的光，8号搬走算了。周日去找房子，就在兴民湖畔的一处民房找了个住处，小平房挺好，同在房东院里，和正房的窗户相接，算是正房的一个耳房，10平方，房租每月200元，屋里有个烧蜂窝煤的小炉子，买了锅可以自己做着吃。当下给了房东周老太太20元定金，其实手里只有这么多，那180元，得等到工资发下来才有，实在等不得就向报社借支200元。人逢喜事精神爽，温暖的春风里骑车拐向青年北路，想去市图书馆翻翻书，刚拐过去，就被一红色松花江面包车挂了一下，我这个采编大人手脱了车把，从自行车上飞了出去，远远地趴到水泥地上，而包飞得更远，从车筐到了街心，我爬起来，周围有不少人围观，那辆松花江没有减速，逃之夭夭，这个地方没装监控，我只好泄愤地骂了两声。幸喜身上没有伤，只是车把歪了，车筐瘪了，也没找到车子哪里碰到面包车了，还好，要是让大货车挂住，就完结了。
“华夏名医”倒还有一定市场，因为款项不大，能跑得出业务来，向私人诊所的“名医”每位收800—1000元不等，承诺上一个整版，配发照片、简介、诊所电话。做“华夏名医”数我的业务最好，领了1600元的提成，还徐厂长200元，一下给小蕊和孩子汇去了1000元，女儿、儿子都要上小学，家里开支不小。还徐厂长钱时路上买了瓶酒，两个人喝到半夜。
单位附近文化广场有个不大不小的书店，我下了班常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时下新书贵得要命，就是打折我也不敢常买，一切都得控制在自己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所以读书主要以借阅为主，市图书馆虽然远，还是跑去办了借书证。市图每次允许借三本，只要还书还得勤，不愁没书读。我原有的两纸箱书大都是旧书，是自己每个周日到旧书市场淘来的，我有记笔记的习惯，读的书自认为精典部分先划线摺叠起来，读完就把划线的部分抄到笔记本上，市图的书，都是用铅笔简单记个记号，抄完再拿橡皮擦掉。从市图借的书，几乎都是翻译著作，这次借了三本：茨威格《心灵的焦躁》、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之所以开始大量阅读国外作品，源于我不久前读到的一部读书心得集，叫《心仪》，是小说家张炜写的，对我的触动很大。张炜心仪的书全是外国作品，有百十部，我由此想小说家莫言可能也在读这类作品，要是像我这样老读国内作家的文章，那就一点突破也没有，只能在他们屁股后面亦步亦趋。
林主编对自己这个“华夏名医”的创意很自得，开会时大讲，——“对知识的推崇，使你们位尊至上，见官大半级，见了市委书记也不掉价！哈哈，努力干吧！有的是一心想扬扬名、揽住病人的‘名医’，哪条街上没三五个‘名医’？能出大钱的，可以请他们出任咱们的理事会理事。”
可是，这个城市人均收入在全国不算高，小诊所挣不了多少钱，大的上规模的诊所又不多，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又不肯自个掏腰包，我们这些采编显然是僧多粥少，为了业务，我多次骑车到郊外，为了采编的面子，先把破自行车寄存到离诊所远一点看不到的地方，再腋下夹着包走进去。到下面乡镇找“名医”，“名医”倒是有，土大夫们都说自己是名医，且是祖传名医，可是，越往乡下越掏不起钱，跟这帮“名医”简直与虎谋皮，白费唇舌。因业务一般，按林主编的话说，我已经对不起自己每月领到的底薪工资了。可是，我自己心里也有想法，觉得这个工作不怎么靠谱，空手套白狼，到现在一期《创业导刊》也没出，我那几个“名医”几次打手机催我了。再这么做下去，连人格也没有了。再往深里想，感觉《华夏文学报》的采编也不靠谱，自以为是文学刊物，盲目托大，下去采访时准客户并不吃你这一套。我两边都干，都干不好，费心费力去了几个大企业，能办了的事就是给人家放下几份报纸。
五
春末夏初，万物一派生机，朝暾初上，房东老太小院里的石榴树开得火红一片。每晚读书写东西都要弄到十二点，只要有写的欲望，就不停笔。门外风吹杨树的“哗哗”声不绝于耳，似在为勤奋用功的我鼓掌。说起来好多人毕了业就不再专注学习了，可我的汉语言文学钻研从来没断，比别人多学了这么多年，自己早晚还不得成精？因而常常暗自激励写作上千万不可灰心，今春务必再掀起一个创作的小高潮，即便结不了籽，发表不出去，算练笔也好。想想写作这个玩意，是有点周期的，有井喷也就有停歇，就像女人生孩子，怀哪一胎都需有个过程，有时下笔千言，有时腹内空空。
《华夏文学报》采编那份兼职，因为一直没做出业务，也就一直没从这份职业挣到一分钱，不免心有自责。这当然也不全是我自身的原因，定的价位太高，太狠，企业不买账，尤其是份和经济不大沾边的报纸，发行量肯定高不了。但这个兼职岗位我还是挺珍惜的，因为它毕竟和文学沾点边，从每期的报纸上能学到些东西。有一个和我一同进报社的采编刘文采，比我小几岁，和我交好，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后来了解到他是通过关系进来的，因他父亲和我们报社总编是文友，私交非同一般，有一天开完碰头会，文采说跟我到家里玩玩吧，认识认识我老爸，他在本市可算得上大作家，十多年的省作协会员了，就是还没入中国作协，你们交流交流。我欣然同意，路过一水果摊还掏钱买了一大兜水果，算是见面礼。果然他父亲在家，刘聚丰，五十岁左右，文质彬彬，写诗也写小说，唤他刘叔叔，他阻止，说别那么客气，咱们今后就是文友，唤刘老师就行。正是这位刘老师，成了我在A城文学上的引路人，他每个月16号参加市南区文学研究会，一大帮文友在一块交流交流，有次就通知我过去，并隆重作了介绍：“这位新来的是《华夏文学报》的编辑苗一方先生，诗文俱佳，后生可畏，欢迎成为我们的新会员！”从那，不管多忙，不管刮风下雨，每月16号我都去参加例会，从而结识了本市一大半的作家和诗人，对文学的新认识蘧然而觉，觉得这仍然是希望之所系。
文学研究会平日里活动不断，我只参加了不多的几次，实在没那么多的空闲时间，我得混钱，得生活。有一次有个比我稍年轻些的诗人发言时说，他是著名诗人XX的学生，我觉得他说了外行话，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看法，依我看写诗是没有师傅的，就靠一个字：“悟”。至于我对诗的理解，现在主流的诗写作是叙述性的，这个叙述性可能还会风行20年不止，但我觉得这并不是诗写作的一个很好的出路。有一个周末的下午，文学研究会组织黄河风景区采风活动，我随车去了，来A城三个多月了，虽然黄河就在身边，却一次也没去看。现在黄河还不到汛期，河面不宽，夕阳下的河川飘燃着一层流动的火焰。大河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浮桥颤微微地躺在河面上，两岸露出大面积的沙滩。河风吹在脸上，像大手抚过，抚得风吹雨侵的黄河母亲沙雕变成了两堆黄土，那是从腰部断开来的。随行的有几个既是作家又是画家，拿着炭笔在白纸上这样那样描着，呵呵，我是个笨人，专攻一样还未入巷哩。观河回来，感慨万千，心胸开阔了不少，雨果怎么说的啦？——在人的一生中，可以有作为的时候只有一次，那就是现在。于是熬夜凌晨两点，把早先构思的短篇小说《迷香》写出了大半。
可是，生活是第一位的，既不能枵腹从公，也不能连个安身的地儿都没有还侍弄文学。“华夏名医”跑了三个月，山穷水尽，已很难再开发出来，不少和我一块上班的都离开了，林主编的两个副手，——我们的两个总在电脑跟前枯坐的副主编，因为老拿不到工资、提成，有了业务也不再上交财务。单位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方就要干涸的泥潭，不想坐以待毙的蛙们都跳出来寻找新东家去了，平时来报到上班的很少。有次杜副主编值班，我刚从外面回来，他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平时我和这位副主编倒挺能合得来，他是社科院的，不知怎么上了贼船，他反对我看文学书，说那不顶事，要求我多看经济类的。这个人还懂周易，会看手相，有天午间休息时过来和我们拉呱，抓起我的手看了半天说，事业线很清晰，且连接婚姻、智慧、生命三线，事业上一定能成功，只是要晚许多年，不过不要紧，十年磨一剑，有前途就行。他讲这些的时候煞有介事，连我身边的两个女同事也跟着说，今后富贵别忘了我们哟。
借其吉言，我有了动力。现在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你去王医生那里拿到款了吗？”
“拿到了。”
“多少？”副主编问。
“1000元。”
“好！财务今天没来，你别带在身上了，交给我吧，晚上林主编过来我交给他。”
这个杜副主编拿了钱，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再没来上一天班，为此我挨了林主编一通批。
“看不出来吗？猪脑子，他早就不想干了！”
“我也不想干了！”我说。
六
真的不想再欺骗那些诊所里的医生，虽然那些医生也都很善于自己欺骗自己，可我觉得挣这个钱不落忍。但又深知，这个不落忍又会一下将我逼到墙角，陷入内外交困。说过工作不想干的话我就后悔了，这个劳什子的破地方还压着自己一大部分提成和工资。幸而林主编缺兵少将，指望我给部门搞创收，没往深里计较。
然而有计较的，第二天上午李副主编和林主编吵起来了，我们都扔下正写的稿子，跑过去解劝，当然，也是要看看热闹。
林主编说，“我已经让老杜给你谈过兼职的事，他今天没过来。”
“不，他没跟我谈。他也不一定再来了。”李副主编回答说，“这样吧，我也不在乎这点工资，单位没钱我不勉强。”
“千把块钱单位不是没有。”
“那就给我！”
“凭什么给你？你这几个月给单位做了什么？”
“——你在糊弄我？！浪费我这么长的时间，你早就该让我走！”
……
气青了脸的李副主编大骂林是“狗娘养的”，把门踢得山响，有意让楼下的人听到。尽管我和其他人都拉着劝他，还是要和林理论。
“你们让我进去，我不揍他，我只想问问他办的叫什么编辑部？”
后来，李副主编拿走了外面办公室四部电话机的听筒，林主编憋在他办公室里不出来，后来110来，李副主编早已走了。
看来这单位真没法呆了，电话不能用，就像当兵的没有枪，怎么联系客户？不过，第二天听筒要回来了，本以为林主编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了，还算有点韬略。林主编这人好色、不义气，可是目前还得坚持干段时间，他刚刚跟我谈了话，说他还有几个发展项目，大讲了些不保二主的高论，封了我个一编室主任（我当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唉，再坚持一段时间吧，副主编全走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自己也开始受重用了，这是自身能力渐长的表现，用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跟孙子干活，能干出成绩才真正是本事。
晚秋肃然莅临，天立时转凉了，秋意侵上了窗外的老槐树，叶子黄绿相间，斑斑驳驳，白杨树的叶落及半，白晃晃的枝桠向天伸着。下午去一诊所，让姓孙的所长看稿子，孙所长开的是夫妻店，我去时他年轻的女儿也在那儿，三个人轮番审阅，提着不同意见，本以为改好了走时能带点宣传费，不想外面的诊室吵嚷起来，原来是吃药过敏者来找茬。一青年女子吃了孙所长开的治疗红眼病的药，周身起红斑，又痒又痛，其夫不乐意了，气势汹汹带她找上门来。此夫个子不高，听口音是南方人，很不冷静，说了一大堆过激的废话，和孙所长的老婆、女儿争吵了起来，孙所长于是暂停和我交谈，也起身出去理论，女儿见她爸出来，就推了那男的一下，让他滚，男的中午喝了酒，扑上来要打她，被孙所长拦住，所长的妻女揪住那个吃错药的少妇，要将其推出诊室，三个女人演变成一场拔头发比赛。其夫见状，奔过去想打人，所长一把揪住他，两个男人在诊室扭打起来，南方人眼镜没了，被壮实的孙所长按在地上。我慌忙出来，见劝解没用，看见柜台上有一把亮眼的裁纸刀，就赶紧把它丢进柜台半开的抽屉里，再把抽屉推严实。街上围观的人很多，少妇穿的衣服多，未见外伤，倒是那男的，非常粗暴地大扯开她的衣裳领子，给路人看红斑，后又拨打110，孙所长见打坏了东西，扣下他的电动车，也慌忙外出找人去了，临走，扭头对我说：“小苗，这事明天再谈吧。”
不记得是哪部小说里说的了，“人不过就是个物质，你把他从窗口扔出去，他就会摔下。你点燃他，他就会燃烧。你埋了他，像其他垃圾一样他也会腐烂。一旦失去了灵魂，人就成了废物。”从孙所长那里出来，直接回家，心下郁闷，路过一街口灌了两杯扎啤，这样的“名医”不要也罢，《迷香》那篇小说搁置两个月没动笔改了，房东老太今晚会不会开口要下月房租？文学研究会今日的活动参不参加？
第二天去上班，林主编交给我一个很偏远的联系单位，换乘多辆公交中午十二点才赶到，没见着接待的人，一问下午两点才上班。在路边小吃摊胡乱吃了点，等客户下午上班。但下午单位负责人没来，来回奔波，只赚了个跑腿，哎哟，这个垃圾行业，真是锻炼人呢！
七
王蒙在他的《杂色》里说，“这是一篇相当乏味的小说，为此，作者谨向耐得住这样的乏味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致以深挚的谢意。”在这里我也得向还愿意看我乏味挣扎的读者朋友们，致以深挚的谢意。实际上这时候单位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林主编通过报纸招聘又补充了一批，分到我这个编室的有五个年轻人，加上原来派给我的一个岁数大点的老王，我这个编室一共是七个人，五男二女，小小的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桌子与桌子之间走人的过道只有50厘米。新来的三个小伙子都是职专毕业的本地人，彼此之间之前好像就认识，一来就打得火热，其中一个叫吕胜的，是带头大哥，在我看来就是个街痞。一个叫刘昕昕的姑娘也是本地人，卫校毕业，工作上没找到接收的医院；另一个叫张燕，大学毕业打算留在A城，算是我的半个老乡。干了一个月，都没出业绩，我不当主任每月还能有个把业务，一当主任一个也没有了，林主编就有点急，让多开会，多研究。人员不好带，老王年龄比我大，自恃是老员工经常迟到，第二天一早开例会，张燕来得早，见了我就哭哭啼啼，原来昨晚老王给她发了些黄段子，张燕哭着说这人太没数太侮辱人了。等老王来了，人员齐整，我宣布开会，吕胜打断我的话，说苗主任先别开会了，还是说说昨天半夜发黄段子的事吧，弄得老王坐立不安，不敢吭声。会开起来，大家七嘴八舌，也说不到点子上，学护理的刘昕昕很开放，说苗主任您看我已经联系了那么多单位，不是流产就是小产，要不就是怀不上，怀上了愣不生，您说咋办好哩？还没等我回答，吕胜抢过去说，就差再猛干一次了。
新员工难带，业务迟迟上不去，挨到月底，吕胜联系了一个门诊部，门诊部主任同意做一期宣传，吕胜喜出望外，没出人家大门就在楼梯底下跟我打电话，“苗主任，出了一单业务！经三路的门诊部，上钩啦。”吕胜回来，眉飞色舞，大家也高兴得了不得，怂恿我出钱请了一场酒。结果第二天去拿款，门诊部主任直接问“谁上钩了？”——款，自然是一分钱也没拿到。
生活的苛刻，一度使我无视周围的一切而知注重生计，但看到刘文采也整天推销银行卡了，才知道城市逼着大大小小的人才为了生活做着这样那样的竞争和无意义的消耗。没业务就挣不到钱，愁啊。听说刘文采现在捣鼓银行卡，我想从他那里办一张，可是到月底还不上款，做这卡奴也很要命。自己保守，虽打电话详细问询了，还是没敢轻举妄动。
都说贫困者数米而炊，富贵者衣轻乘肥，我现在是真到了数米而炊的境地了，怅怅然一筹莫展，——兜里只剩区区180元，房东老太又在催要下月200元的房租，单位拖着不发工资。夜影已经爬上了小窗，饭还没有做，蜂窝煤炉子熄了火，稿子也整理不下去，书一目十行，不知所云。给《海中舟》杂志寄的一篇散文，退稿信收到了，“大作《白马山散记》看过，感觉一般，缺少某种新奇的让人为之感动的东西。……比如写白马山，干么又要一味地去写景哪?你应该再写点别的什么东西，自然的、你个人的，而不必落入俗套，成为一篇介绍性的游览性的文章，总之，这片文章写得还欠火候”。这段说得真不够客气，不过后来语气又软和下来，说我还是有点天分的，经过不断练笔，一定是能达到发稿要求，甚至是大刊的要求。而之前两天，寄给《时代小说》的短篇《迷香》也收到了回复：“苗一方先生：您好！大作《迷香》编辑部已读过，感到在艺术上弱了些，就不便留用了，现将原作退还您，望能谅解。”其实，我现在已不怎么关心退不退稿的问题，对这点已经麻木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解决衣食问题。
八
濛濛细雨遮挡了天光，暮色逼上来，冰冷的城市披着灰沉沉的外衣。闷坐在出租屋里，翻来覆去看着手里这个A市诗人协会会员证。刘文采的老爸前段时间要了我的照片和发表的作品复印件，帮我办了此证，这本是收会员费的，他也一分钱没让我交。从心底我很感激他，是他让我了解到还有这么多文友也在搞业余创作，我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来了半年才知道，A城在全国都有点声望的作家、诗人有三四个，省级作协会员还在坚持写的有近二十人。看来我得努力，对得起来这个城市时的初衷，不能歇了心灵深处的鸣泉。虽说自己尚未在大刊上发表过作品，但大家对我的东西还算认可，认为我的作品有思想，有小情怀。
在《华夏文学报》的业务很难开展，两个多月了，虽然每周开会，就是不上业务，连半个套红的报告文学版也拉不来，主编、副主编都有点急，说要清理队伍，就差没说招了一批废物了。
但清理第一个废物轮到我头上了，因为跑“名医”工作繁忙，《华夏文学报》连续两周的例会没去参加，等于半个月没露面，刘总编很有些生气，当着众人说“那还叫他来干嘛”，这是会后刘文采电话告诉我的。我自己也有些憋屈，我本是两边跑着嘛，因为定价高，也不是单单我自己做不出业务。晚上回到耳房睡不着，开灯给刘主编写了封短信，准备第二天寄给他。心是这样写的：
“刘主编您好。知道您忙，我们这批人业务不争气，实不该再惹您心烦，但踌躇再三，还是提笔为自己作些也许并无必要的解释。我深知自己留给您的印象太糟，前些日回答您的疑问时，又忘形地拍桌子说了负气的狂话，没遮拦的嘴巴惹出祸，可能使您对我的人品、作风有了看法，这使我常处于自责之中。我一直幻想以文立身，自以为多年来勤奋钻研，腹有诗书，一时难以改掉妄自尊大的毛病，怃然很久，还是想向您表白一二。一想到您对我溢于言表的成见，怎不压力如山？倘诚意要我锻炼出来，为报社创收贡献出力量，我自不待扬鞭；倘您对我早已失去希望，又怎不让人心生彷徨？
几番斟酌，夜已经深了，诚惶诚恐写下这些不成解释的解释，字迹不恭，语多冒犯，希望不致再让您生气。”
命运改变了心肠，这封信起了作用，再去报社刘主编拍着我的肩膀说，“知道你有毅力，好好干，报社过筛子一样招你们进来，也不想把自己否定了。”
人就像一个瞎子，上帝让每一个角色按部就班地演下去。一向以意志骄人的我，一股气也泄得差不多了。月底收到宁夏北方文学研究所来函，说“《新田园轶事》是一篇较成熟的文章，留下备用”，信中另外夹带了一些招收创作员、特邀作家的公函，无非是些拿钱买名的事，而我正穷疯了似的，当然不至于那么糊涂。欲再把它投向别处，重审一遍，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便又费力改了一通，改过却又不满意，又撂到了一边。
林主编的项目完蛋了，此人承包只吃不拉，唯利是图，几个月来只出了一期，大批稿子不能见报，客户反映到总部去，《创业导刊》先被收回，后来销声匿迹了，我再一次失了业，可是客户还三番五次找麻烦，逼得我更换了手机号。
九
门前屋檐下那只无巢可栖蜷身缩首的麻雀，多像是你啊！你现在就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命运。唉，自己遭受的这点挫折，大概是命里有此吧。现在耳房也住不起了，看来这小房是真得退掉了，实在找不到包吃住的工作，就把街角的楼梯房租下来。这个10平米的小房子，有过孤单，也有过雄心；有过失意，也有过欢悦，现在，只能收拾行李，搬走了。
必须尽快找工作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行的机会，每天的晚报都该买一份，可又心疼钱，自行车坏了，今天一早冒雨走了三四里去恒大路上的一个报栏去看，有感觉合适的工作抄下来。
林主编不知通过谁，又联系上了我，说他有个更挣钱的项目，上面已经批下来了，让我到他新租的办公场地去一趟。尽管知道那都是不把牢的工作，心情又总是矛盾着，干了又不想干而不干了又想干，于是又去了，林主编的新办公室排场大气，面积比原来大了三倍，新沙发散发着一股皮革气味，三四个女秘书模样的人穿梭不停，虽然已是寒冬腊月，这些姑娘也都穿着露大腿的短裙。林主编新弄了一块手表，银光闪闪，表链跟表盘一般粗。“小高，把文件原件拿来，让苗主任看看。”那个姓高的挺妖冶的高身材女孩子便晃着两条细腿走过去，打开锁着的书橱，拿出文件送给林，林又递到我手上，说咱们要搞一个建党88周年党史知识电视竞答活动，现在网络兴起，对纸媒冲击太大，混钱不易，咱们只有搞活动，拉协办单位，才能挣到钱。
我大致看了看这份“建党88周年党史知识竞赛电视直播邀请函”，看那一个个套红的公章像唇印似的缀在最后一页。
“这次活动咱们专门邀请大企业、大单位参加，让他们出选手在市电视台搞现场抢答，市台一套现场直播。每家单位出赞助费五万元，咱们再另外拉些协办，挣它几十万没问题。”
“一共几家？”我问，心说你能挣几十万，我连个零头也混不到。
“电视台说共六家，咱们可以多拉几个，到时我有办法。”
于是，改头换面，我又继续干起主任来，还打电话叫来了刘昕昕等旧部。
小高是模特出身，每天和主编出出进进，每天下班都乘主编的二手公爵王离开。我们当面称她“高主任”，私下则是“高小姐”或“车震高”。这个女孩子天生和我作对，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经常给我小鞋穿。我私下说了几句这些人是来干工作吗？林主编就把我叫过去，当着几个姑娘的面质问我说：“你是老人了，怎么能背着人乱讲不利团结的话呢？”
“我没有。谁告诉你的？”我辩白说，同时侧脸看了看高小姐，高小姐威严的眼光瞄了我一眼，高傲地仰着白脸。
“你要知道，我的贴身小棉袄多了。”林主编两臂交抱在胸前，大言不惭地说。
“你觉得指望她们能把事做起来吗？”
“——我耳朵没那么软！原指望你挑挑大梁，可你——，你看人家小高，都定好了市医院、市中医院两家单位，你倒不如一女流之辈。”
我不服气，还想反驳，外面椅倒壶摔，推门进来四个中年壮汉，其中一个胖子持证说，“我是市公安局经警支队的警官，看好了。你两个谁是林树？”林主编说“我是”，一个瘦子便衣瞪圆眼大叫一生“别动”，另外两个便衣就扑过去，把高小姐她们骇得惊叫连连，我还没站起身来，就被瘦子按住肩膀，再看林主编，被两个便衣架起来，两条腿比赵本山的还软，手腕上像变戏法似地多了副手铐。胖警官走到他跟前说，“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吗？胆子不小，你这破文件，竟敢套红盖上市委宣传部的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