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就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我咋就成了“作家”？大家见了我都尊敬的这样称呼我，我原以为这是在出我的洋相，看我笑话，但，后来发觉，我误会了大家，因为那是大家发自内心喊出来的。

 

于是，我失眠了，绞尽脑汁的想，挖空心思的回忆，想，我怎么就成了作家？回忆，我是什么时候成了作家的？

 

我把我想的回忆的都捋了捋，理了理，好不容易理出了下面几个答案。

 

一、我住的是作家的房子。

 

那是刚解放土改那时会儿的事儿，我家分了乔典运家的房子。1954年11月，农历十月初十，我就出生在这里。即（五里桥乡北堂村学沟组，也称三里湾。学沟组是后来分队后的事儿）我就在这个房子里长大成人。

 

因为我是成立初级社的时候出生的，父亲就给我起名叫社有。刚记得事儿，父亲就给我讲家史，说他是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只记得八九岁就给地主打长工。干着大人们的活儿，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吃不饱、穿不暖，赤皮露肉，脚上从来就没有穿过鞋，十冬腊月，冰天雪地，赤脚在雪地上走，脚冻得掉了一层皮又一层皮，也没有人关怀。后来，他一气之下，点火烧了地主家的房子逃跑了。

 

解放以后划成分，父亲被化成贫农，那会儿，穷人刚翻身解放，贫下中农是当家主人，地主是阶级敌人。贫下中农看见地主眼都是红的，地主的孩子们在学校受歧视，根本就抬不起来头，小孩打架，受训的是地主家的孩子。经常会听到，贫农的孩子们挑衅闹事时大呼小叫：“地主娃、地主娃……”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父亲是雇农怎么会娶了个恶霸地主的闺女当老婆（我母亲是五里桥乡黄狮村大地主杜绍甫的后代）这个谜底至今也没有解开。

 

父亲是贫雇农，因为是贫雇农，他就积极得很，积极得整天不落屋，积极得连家都不要。一九五八年吃食堂，父亲不在家，母亲就把我送到了托儿所里。那个时候，食堂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有很多人饿死，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父亲是干部，我占了他的光，送到了托儿所里，一来是有人照看，二来是生活上比吃食堂强得多。刚满五岁的我，不明白到了托儿所就是从地狱到了天堂，当我看到托儿所的大人们吃白面糖包馍而让我们小孩吃黑面馍时，心灵就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睡在地下打滚哭闹。托儿所长一气之下，就让母亲把我接回家里。父亲不在家，我们娘俩就没有了靠山。接回来了就算是接回来了。接回来了就陪着妈妈喝从食堂里打回来能照见人影的稀饭。后来父亲回来了，托儿所管理员又把我接回了托儿所，从那以后，托儿所每逢改善生活，总要偷偷关照我，就这样吃食堂饿死人的罪，仗着父亲是革命干部，我们家算是闯了过来。没多受罪。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很积极的。文革时期，他任北堂大队党支部书记，带头破四旧立四新，拿着大斧头上房子上砸龙兽屋脊。带头搞三忠于四无限，领着大家一天三遍饭前唱歌，歌词是：“毛主席呀毛主席端起饭碗想起你，过去吃的糠和菜，现在吃的是面和米。”堂屋正中间大桌子上摆着白色毛主席半身石膏塑像，大家就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像前高一腔低一腔的唱三忠于歌。记得当时我听着不齐整的歌声，就止不住大笑，父亲严肃的告诉我说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文革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场面，那情景让我惊心动魄，至今难忘，在那些日子里，批斗地主，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个夜里都要开批斗大会。我父亲不用说，就是批斗地主分子的急先锋，当时群众积极性和阶级斗争的觉悟非常高，每次斗争大会都把五类分子带上高尖帽，脖子上挂上很重的磨盘，高呼口号：“打倒×××”还经常让他们游街示众，干很重的体力活，说是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

 

一天，北堂大队召开批斗大会，斗争对象是乔典运。群众高呼口号：“打倒乔典运！坚决打倒乔典运！乔典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再后来，就让乔典运担大粪，放水牛进行劳动改造。

 

乔老师经常把水牛赶在学沟河道里放，因为河两边有很深的水草。那时我已是北堂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不知怎的，我很反感当时斗争人，心想地主也不是天生的，不一定每个地主旧社会都剥削人，总还有好地主吧？无论怎样说，也不能把人家不当人看待，这样斗下去，啥时候才是个头呢？有了这个思想，我就非常同情他们，按当时话说：是我的阶级立场有了问题，不过，我年幼不懂这些政治上的事儿，反之，我明显感到国家正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

 

乔典运老师在我家门前河边放水牛，我就经常骑到水牛背上听他讲故事，乔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知道的很多，他给我讲《三国演义》里的诸葛孔明、张飞、关羽、刘备、桃园结义。讲《水浒》里的及时雨宋江，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母夜叉孙二娘，景阳冈武松打虎，豹子头林冲；讲《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讲《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讲《聊斋》里的狐仙，讲《牛郎织女》等等，因为当时学校里初中学生都当了红卫兵，组织串联，组织长征队走长征，学校停了课，我有的是机会听乔老师讲故事。我听得入迷时，饭都不回家吃，就吃乔老师带的干粮，红薯面膜。我和乔老师走的近，可惹恼了我父亲，说：“他是个地主坏分子，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不准再和他来往！”我大声争辩道：“乔老师是个好人，不是坏分子，现在这形势我看不惯，整天不是斗这个就是斗那个，乱七八糟，啥时候是个头？你斗别人就不怕别人也斗你啊！就不知道为自己留条后路啊！”

 

我的争辩无疑是父亲怒火中烧，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其实我错怪父亲了，在那动乱的年月里，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一家人都分成几派，搞得夫妻不和，父子为仇，那时的人们都很疯狂，无论是刮风下雨，半夜里起来游行是常有的事儿。政治运动中，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父亲是共产党员，大队支书，他能例外吗？

 

我和父亲争辩的话，很快就应验在父亲身上，不久，大队召开批斗大会，造反派，把我父母亲推到在地上大声吼叫：说我父亲阶级立场不稳，包庇地主老婆，说是我母亲盼蒋望美是狗特务。群众激愤的高呼口号：“打倒地主特务分子杜晓涯！打倒反革命分子章怀德！造反派上来打我父亲耳光，打得他顺嘴流血，把我母亲踢翻在地，大声吼叫：“打倒地主特务分子杜晓涯！再蹋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紧跟党走，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竟然会落得个反革命分子的下场。父母亲又接连被批斗了好几次，最后，还是革委会主任制止了对父母亲的无限止的批斗。

 

从那以后，我清楚的看到，父亲的情绪一跌千丈，变得沉默寡言，我经常看到父亲一头茫然的可怜样子。有一次，他眼里噙着泪水问我：“社有，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我做错了什么呢？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很幼稚的安慰父亲：“爹，这是形势，一会儿一会儿的，你没有错，你别难受，很快就会过去的！这样的形势不会长久的。”

 

二、住作家的房子注定和作家遭同样的“命运”。

 

一九七四年（文革后期）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批林孔运

 

动。西峡高中全体师生复课闹革命，学校一边批林批孔，一边学习反潮流英雄，交白卷英雄张铁生、黄帅，全体师生口诛笔伐，大字报贴满了校园，批判大会接二连三。说句心里话，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举粉碎四人帮，整整十年，这整整十年中国的上空乌云笼罩，整整十年中国的历史巨轮向后倒退，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才懂得了啥叫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啥叫暗无天日，度日如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儿年，广大人民群众还坚定不移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烈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随着家庭的分裂，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党中央领导被一个个揪出来打倒。公检法被砸烂，那么，这些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严酷事实，擦亮了中华儿女们的眼睛，他们在水深火热中期盼雨过天晴，乌云驱散。

 

我因为写了崇拜孔圣人的文章张贴宣传并发表崇孔言论，被当作批林批孔运动的绊脚石给挖了出来，厄运降临到了我身上。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我被铺入狱，同时入狱的还有我的母亲，她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幕后政治教唆犯而被捕的。

 

我在监狱 里住了两年七个月，这两年零七个月经常把我们母子五花大绑拉到全县各乡游斗。

 

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下去游斗，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嗨！才多大岁数能是反革命吗？”“一老一少都是反革命，这个家算是完了！”这年头啥事都会发生，搞不好，明天把咱也拉去游斗了！”

 

我毕竟年轻，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心里实在踏实，没有丝毫胆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罪，更没有错。所以，我面对法庭报以轻蔑和讥笑。

 

这两年零七个月，公检法提审过我三次，这三次他们没从我口里得到任何东西。

 

记得最后一次法院那个审判官说：“章社有，你的罪行不轻，性质很恶劣，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你的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你还很年轻，年轻人犯错误难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就改正，改正的越彻底越迅速越好！你要认真对待你犯的错误和罪行，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运动，你反对，那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所以，你不要执迷不悟……”

 

那个法官啰嗦来啰嗦去，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法官把桌子一拍大吼道：“章社有，你笑啥？这都是罪孽呀！你不知死活，还笑？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只怕是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次提审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

 

在监狱里，我想了很多，但想的最多的是乔典运老师，我不知道乔老师现在怎么样？我脑子装满了《水浒传》打虎英雄武松，装满了桃园结义的刘关张。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母亲判刑5年，在宣判的时候，会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高喊：“这净是胡搞，这么年轻，就判15年长刑，还叫人家活不活，他犯了什么罪？”

 

就这样母亲和我走向了服刑的劳改队。母亲被送往河南省新乡监狱改造，我被送往南阳市第十六劳改大队，周寨砖瓦厂。刚进劳改场那天，我就像是卖艺人在大街上耍猴，很快被难友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咋回事？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年轻的现行反革命。难友们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我象一个害羞的女孩头低着一言不发。难友们都十分同情的说：“真是作孽呀！年纪不大就判这么长时间的刑，等出去什么都完了。”

 

我被分在二中队三分队（严管队），这个分队都是现行犯。管教干事姓李，才去的第一天就找我谈话，安慰我说：“章社有，不要有思想压力，刑期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只要接受改造，认真服法就可能获得假释和减刑。”他向我举了几个例子，说是这些人刑期都很长，但因为表现的好，三年两头减刑，很快就出狱了。

 

我见李队长人很好，就向他倾吐了自己心里的苦水，对他说明自己想不通。李队长十分同情地说：“哎，章社有，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得面对现实，放下包袱，等时机来了再说吧！”

 

周寨劳改场是个砖瓦厂，一中队是专门做砖和码窑烧窑的，二中队是专门做机瓦的。到了冬天就积土备土等待第二年使用。这是一个占地300多亩的大院子，大院里面的小院才是犯人们住的宿舍。院墙外四周驾着铁丝网，网上通上电，四周都有岗楼，岗楼上站着武警，小院里面也有一个犯人们出进的岗楼，白天犯人们出工后就在这个300亩大的院内劳动。每天出工都要查点人数、报数，然后才能出入。看似森严壁垒，事实上，管教干事武警都很好，从不体罚犯人，如有不服法认罪者或越狱逃跑者，轻者关小号，重者加刑。不过谁也不傻，去找着给自己加刑，当然几千人的监狱，毕竟还是有人被关小号和加刑的。

 

监狱内每周放三场电影，有扑克牌、象棋等玩具，收工后，可以尽情的玩。域内每周搞一次政治活动，批评落后，表扬先进，出黑板报写稿子，逢年过节了还要排节目演出。政治教育和娱乐活动可以说搞得生龙活虎，如火如荼。

 

监狱安排犯人每个月都可以接见家属亲朋，用外面社会上发生的变化来感染教育犯人，用亲人的呼唤来激励犯人好好改造。

 

劳改队的生活搞得更好，守法的犯人们都能吃饱，比在看守所要强一百倍，说到这儿要插一句我在看守所号里边的生活，一天连三两粮食都不够，一天三顿菜糊汤，喝的人们天天拉稀，二十多天吃一顿面条，一个月头上吃一会馍，正由于这样，号里的犯人们经常因为饭吃不饱而大吵大闹，这里一闹，武警班长们就拳打脚踢，天天搞得是乌烟瘴气不得安宁。

 

劳改队里，每周要改善两次生活，肉包馍、大肉米饭，春节那就更不用说了，从正月十五到大年初二每天都变着法子做好吃的，所以，犯人们在监狱里唯一的期望就是赶紧判刑，因为判了刑就能吃饱饭，社会上再没吃的，但监狱里政府对犯人确实是进到了人道主义。我自打进劳改队，就受到政府的关怀，李队长一开始就安排我做轻活，我是二中队三分队的秀才，政治宣传任务是我的，出工在外，我是个记工员，冬天积土我开电拉坡，劳改三年，我一天重体力活也没有干。我把政治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动员大家都投稿，每周出二期黑板报，因为三分队的宣传工作搞得出色，受到了全中队管教干事的表扬，进劳改队的第二年，我就被选为犯人小组长。

 

正是有了这样的良好机会，我开始了我狱中的创作，三年内先后写出了揭示冤假错案的《文字狱》，《复杂的案件》、《雨过天晴》、三部小说和《致一位山村女教师》等诗歌。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零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六年，这六年中华民族悲喜交加，一九七六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朱老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相继逝世，中国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和担忧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和我党我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到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凡冤假错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眉开眼笑。监狱里也是如此，天天组织学习有关政策，党中央的精神。二中队三分队全是政治犯，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中队管教干事开会动员大家实事求是写申诉。我这个书生算是派上了大用场，难友们都来让我写诉状，忙的不可开交，没办法，领队的李队长干脆就不让我出工，专门按次序为大家写诉状。

 

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诉状通过中队管教转呈有关部门，很快就有了反应，难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宣布平凡出狱。我们三分队共60人，每天都有平凡通知书下来，很快60人的三分队，只剩下了20几人。

 

李队长笑着对我说：“你只顾给别人做嫁衣，别忘了自己了。”我笑道：“谢谢队长关心，只要大家都平反了，离我出狱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这话很快就实现了。

 

一九八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出工的时候，李队长站在还有十几个人的三分队全体难友面前高兴地宣布，“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章社有同志平反了。”

 

我们分队全体难友热烈鼓掌，热烈地欢呼（因为每平反一个难友，大家都很振奋），欢呼共产党英明，激动的眼泪都夺眶而出。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前来迎接我出狱的是我日夜思念的乔典运老师和北堂大队的支书。乔老师告诉我，他是从郑州回来到南阳后听说我平反消息的，所以就过来了。

 

还在我进劳改队的第三年，一九七九年，我就在所订的《奔流》杂志上看到了乔老师的大作《春秋配》《活鬼的故事》《气球》等，我很高兴我的老师雨过天晴，苦尽甘来。

 

这天中午，在南阳梅溪路一个饭店，乔老师争着买单，要为我压惊。酒宴上，我们北堂大队来接我的支书说：“社有啊，乔老师可了不起了，现在是有名赫赫的大作家了！”我说：“早该如此！早该如此！”

 

乔老师幽默道：“社有，别听他们瞎扯，我是啥作家？只是大家抬爱罢了！”

 

三、我受的是作家的启发和引导

 

平反出狱的第三天，乔老师约我到西峡文联做客，我们

 

相互攀谈了知心话儿。

 

乔老师说：“社有，你平反了我心里真是高兴，想不到你的命运也这么坎坷呀！相比之下，我还比你强些，后来我去珠江电影制片厂干了十几年，“四人帮”打倒后，我就到县里了，省里经常让我过去给《奔流》写稿，我就又经常去郑州，反正是郑州、西峡来回跑吧。社有啊！人们抬举我是作家，其实乔叔没上过几天学，就是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用文字见证出来罢了，这只能说明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喜欢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人和事，真善美，假恶丑写出来，没想过当啥作家。乔叔这辈子也够曲折了，但我不怨天不忧人，只怪自己命运不济，不过如今好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党和政府这么关心我，给我这样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我搞创作。”不过，我从来没有得意忘形，因为遇到的打击太多了。只有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夹着尾巴做人，因为说不好那一天就又倒霉了，一句话，心有余悸呀！社有，你不要迷信作家，不要有虚荣心，咱们这号受过惊吓的人只有实实在在做人，真真实实写文章，让父老乡亲广大人民群众来认可咱们就行。诸葛亮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都是个命，强求不来。顺其自然为好，一个浪头可以把你打深底，又一个浪头又会把你翻上来，人生如此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像是在做一场梦，现在总算是梦醒了。”

 

社有，你上的学比我高，是个写文章的好苗子，你和明柱你俩是我最看重的人，不管什么时候没你俩都要相互帮衬，不管任何人对咱不公，咱都不要争斗，要学会宽容别人，没病别显瘦，平安就是福，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乐。不论什么环境，咱自己活得踏实就中，千万别忘记，枪打出头鸟，墙倒众人推的名言哪！”

 

那天乔老师说的话，成了我做人和写作的准则。我本着乔老师推心置腹的教导，一路踏踏实实的走来。

 

在火热的生活和丰富的积累中，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1980至今，我先后在《当代》、《人民文学》《啄木鸟》等国家级优秀期刊上发表了短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如梦人生》《醒悟》《新任村长》《未来的世界》被《中国作家代表作》陈列馆收藏，有的还获了奖，1992年，我的计划生育新闻报道和广播征文连续在中央电台，电视台获奖，其中《夸夸我的丈夫》《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真正的幸福》等十几篇新闻作品获得最高新闻奖项和一、二、三等奖。一九九七年应邀进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广播电视征文表彰会，并受到了国务委员陈俊生（已故）、彭佩云的亲切接见。国家计生委还编辑出版了我的计生论文。

 

正当我的电视剧本《农家新歌》央视拟投拍之际，我最敬爱的乔典运老师不幸因病逝世，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我在乔老师的墓旁，大放悲声，因为，人们只知道我父亲在文革时期曾批斗过乔老师，可他们有谁 了解我和乔老师之间有着父子一般的深厚感情，和与他人不可比拟的最真挚的友谊啊！。

 

敬爱的乔老师离别后，我几乎另换了一个人，再也提不起一点精神，在人们面前我成了不想说话的哑巴，神智恍惚，整整失眠了一年多。这样一直持续到2002年。

 

在妻子、同学朋友们百般的劝说下，我才从悲痛中醒来，又开始写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9年应邀进京参加人民大会堂60年华诞庆典，并授予“全国十佳新闻文化工作者”，2010年应邀参加“共和国英模座谈会”授予“共和国英模荣誉称号”，2011年11月参加了全国第九次文代会。

 

2011年至2012年由中国文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集。虽然我仍是一介布衣，但是我聆听了乔老师的教诲，植根于广大人民大众之中，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写作，所以，我被父老乡亲们称为“土作家”，被新闻媒体称为“农民作家”。在我们北堂村，父老乡亲们都传说“社有住在乔典运的宅子，乔典运是作家，社有也成了作家了，这个宅子出作家，出人才啊，甚至闹起了出重金卖我宅基地的新鲜事儿。”

 

从良心上说，我真是沾了乔典运老师的灵气，披了乔老师的鸿福了，乔老师在天之灵，在保佑我哪，为了缅怀乔老师，为了感恩乔老师，为了让人们消除误会，我写了这篇回忆杂文以慰乔老师在天之灵，敬爱的乔老师你放心吧，我会遵从您的教导在创作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