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知青返城30年，孟定农场迎来建场50周年大庆。
农场今非昔比，财大气粗，邀请所有曾在农场工作过的老干部、老工人、知识青年回场参加庆典，唯独“遗忘”了那些曾经同甘共苦、如今已跳出“龙门”的所谓的“回乡知青”。是压根就没有把他们当“知青”，还是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外人”？回乡知青们就不得而知了。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源于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可以看出，这里的“知识青年”并不是指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是指特定历史时期（1968年到1978年）“自愿”从城市去农村和农垦兵团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学生。
“回乡知青”是“回乡知识青年”的简称，源于1955年人民日报《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社论。该社论发表后，那些在城里读书、毕业后未能升学或落户城市的农村青年学生，纷纷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因为他们的户口原本在农村，所以，称之为“回乡知识青年”，也有学者称之为“早期知青”。
由此可见，“知青”与“回乡知青”，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身份”的不同。城市户口身份的学生下乡为“知青”，农村户口身份的学生下乡为“回乡知青”。虽然“回乡知青”与“知青”在宣传中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在政策和待遇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知青有专门机构（知青办）负责，下乡，国家给安置费、生活补助，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当地的“知青办”求助。尤为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的招工、招生、招干时，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回乡知青就没有这些待遇了，特别是后来在工龄计算上的政策差异。他们基本上被当作农民对待，说“自生自灭”可能有点过头，说“舅舅不亲姥姥不爱”应该贴切。“知青”上山下乡和在大中专院校学习期间都计算工龄，而“回乡知青”都不计算工龄。这种不“公平”的政策，几十年来一直压在他们心头。他们是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数最多、时间最长、付出最大、声音最被湮没的一个群体。
中国“上山下乡”的兴起，最先就是从“回乡知青”开始的，直到1968年以前，官方从未讳言他们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只是后来，随着大城市知识青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回乡知青明显受到官方媒介的冷落。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整整持续了二十余年，仅1968年之后的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就达到1600多万人，约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广大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与“知青”沾边。如果说1968年后的“上山下乡”是一道政治召集令，那么之前的“上山下乡”则是源于更加深刻且复杂的社会危机，而这场危机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的。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才显得特别重要，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发展迅速。到1953年，出现了高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升学困难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建国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基本荡然无存，就业无路，升学无门。大量学生不能升学，又必须安置。面对严峻形势，《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发表了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社论，提出引导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基本方针。1955年，河南郏县大李庄乡30余名在城里就读的农村子弟毕业后回到家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主席知道后大加赞许，亲笔写下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按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没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无论是领袖的按语，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解决就业的无奈之举，号召高小、初中毕业生下乡务农，逐渐成为一项制度，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在城里读书的农村青年。所以说，“上山下乡”这个政策的起源最早是农村的青年。他们没有机会继续读书，更没有机会在城里就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大多数的人也都认为，你是农村的孩子，回到农村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全国下乡知青约2000余万，而“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
从1968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起，国家就规定所有农业户口的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说之前少数农家子弟尚可通过努力考入高中等学校，从而改换“农业户”门庭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们的基本出路就只有子承父业了。他们从农村中来，毕业后又回到农村去。对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政策，许多农民子弟并不愿接受。即便是回农村，他们也希望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子弟的待遇——“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下乡知青固然带着接受“再教育”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乡知青所能企及。
十年期间，一方面，城市知青下乡插队约1600余万；另一方面，农村青年招工进城约1300余万，从而形成城乡劳动力对流的反常现象。七十年代末，当成千上万知青重返城市时，本是城市大家庭一员的知青反倒成了待业者。为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国家不得不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消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以安置待业的知青。1978年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原则上不从农村招工，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当然不包括回乡知青。1979年各地开始严厉清退农民工，被清退的农民工中就包括许多回乡知青。这一举世罕见的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大出大进与大进大出，造成了严重经济问题。而且，这样一来，进一步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可以避免吗？难。很难。
这种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别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油、教育、医疗、就业等配套制度。非农业户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及的。两种户籍两种身份，可怕的是，这种身份还具有终身性、继承性。城市青年下乡时，虽然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及安置费、补助款、平价粮油，还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按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招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由于“先天不足”，导致“后天乏力”，回天无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农民，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下，不但不能消除，反而越来越加剧。而孟定农场这些所谓“回乡知青”，因为他们不是农业户口，严格的说甚至连“回乡知青”都不算，更是“后天乏力”。
是改革开放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
是改革开放农场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的确，如果说，60年代是动乱的年代、70年代是阵痛的年代，那么，80年代就是耕耘的年代、90年代就是发展的年代，之前的动乱、阵痛，等于把土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翻了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恰好”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更是让阳光雨露滋养了深翻的大地。
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没有土地的深翻，哪来五谷的票香？没有改革开放，哪来农场的“财大气粗”？没有“回乡知青”的帽子，哪有什么资格参加农场50年大庆？
农场50年大庆，让这批“回乡知青”忽然感到自己身份的尴尬。
说是农场职工吧，又戴着“回乡知青”的帽子；说是“知青”吧，他们的户口本来就在农场；说是“回乡知青”吧，他们的户口既不是城市户口，也不是农业户口，而是很奇特的“农垦户口”；说是城镇人吧，他们土生土长在乡下，面朝青山黄土割胶、种田；说是乡下人吧，他们又不像农民挣工分而是拿工资。一句话，“不上不下，不伦不类”。
忽然间，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边缘人”，或者说“多余人”。
他们既没有享受过城市户口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农业户口的待遇，更从来没有享受过“知青”的待遇；他们既不属于城市青年到兵团农村当“知青”，也不属于农村青年回乡务农当“回乡知青”，打个擦边球，勉强也只能算个“返乡青年”。
哈哈，“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罢了。
农场50年大庆，老干部回去的很少。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已经回不去了，年老体弱，跟愣半倒，抖鳞壳颤，再也经不起长途颠婆。
农场50年大庆，知青们回去的很多。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飞机火车自驾车，疯天扩地，乱五乱六，特别是成都知青空前热情。
大庆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几件特别心酸：
一知青千里单骑履“约”。
30年前，在知青“大返城”前夜，农场最偏僻的夹皮沟的生产队30名知青郑重约定：30年后，也就是农场50年大庆的时候，只要活着，不管人在哪里，大家一定回到生产队来团聚。一位在四川康定的知青因为有事不能提前出发，为了按时赴约，只身一人骑摩托车赶来。他夜以继日，风尘仆仆，终于在约定之日的夜里12点赶到。没想到，生产队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大庆”的气氛。走进唯一亮着灯的人家，才知道，生产队只有他一人履约。想到一路的辛劳，想到30年来的艰辛，想到30年前的知青岁月，一个老男人跑到生产队空旷的篮球场上嚎啕大哭。哭声惊醒了沉睡的“生产队”，大家围着他问长问短，烧水做饭。饭后，年轻的生产队长亲自驾车把他送到山下的宾馆休息，第二天又请回生产队热情款待。队长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整整陪了他3天，最后还找了辆货车连人带摩托车加上农场及老工人们的礼品，一起送他回四川。
知青后代孤身探“母”。
一名成都知青的后代，父母都是农场一分场七队知青，母亲在生下他后因为大出血去世，他被送回成都由奶奶抚养。农场50年大庆，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委托他回去参加大庆，同时为母亲扫墓。小伙子因为在医院照顾病重的父亲，没能随知青“叔叔、阿姨”队伍一起来。待他紧赶慢赶来到农场，“大庆”已经结束。小伙子由于人生地不熟，错过了一分场，一直坐到终点站下车。当晚在镇上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步行返回三十多里来到一分场七队，又累又饿，加上天气热，几乎昏倒。当看到自己出生、父亲曾经生活、母亲长眠的小山村时，感慨万千，放声大哭。特别是听说母亲的坟墓早已变成茂密的胶林，根本找不到准确的位置时，更是哭得死去活来。老工人们闻讯后，心中很是忐忑，一部分人围着他问长问短，热情款待；另一部分人千方百计地寻找他母亲的遗骸。值得欣慰的是，当年开荒时，一位老工人不忍心女知青坟墓被“毁”，悄悄地将女知青的遗骸迁移了，而且还立了碑。所以，在老工人的带领下，很容易就找到了女知青的坟，终于对小伙子有个交代。小伙子本想将母亲遗骸火化带走，由于小镇没有火化场，只好作罢。将母亲的坟重新整修后，才依依不舍离开农场。随即，发表了一篇感人的《寻亲记》，比较客观地讲述了农场之行，对农场“毁”知青坟一笔带过，对老工人保护知青坟的“善举”热情讴歌感谢。结尾，还借用《孽债》电视剧主题歌旋律，填了一首词，表达了他的无奈：
美丽的孟定坝，留不住我的爸爸。孟定那么好，留不住我妈妈。爸爸在医院，妈妈在地下，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爸爸呀妈妈呀，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上海知青最后的“绝唱”。
返城后，成都知青鸭子与上海知青小耳朵终成眷属。几年后，鸭子顺利调到上海工作。农场50年大庆前夕，小耳朵已是肝癌晚期，在弥留之际，唯一愿望竟然是“回孟定去看看，否则死不瞑目。”从医学角度说，根本不可能了。所以，女儿女婿坚决反对。知夫莫如妻。鸭子非常理解丈夫的心情，为了却他最后的心愿，她不顾孩子们的反对，利用农场50年大庆机会，逼着女儿女婿聘请医生及全套医疗设备并全程陪同。农场领导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不但研究了接待方案，还慷慨地派了一辆救护车到昆明接送。小耳朵骨瘦如柴，已不能说话了。但是，一到孟定坝，呼吸到小镇的空气，他神奇般活过来了，连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鸭子又欣慰又悲伤，她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在孟定一天的时间，小耳朵用颤抖的手一共歪歪倒倒留下四句话32个字：在场部，他在留言簿上留下八个字：“知青生活无怨无悔”；在母猪山生产队，他在一老工人家留下八个字：“谢谢你们理解关照”；在离开农场时，他可能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已到，分别给鸭子和女婿各留下八个字：“谢谢你一世的陪伴”“学会感谢伴侣缺点”。让家人、陪同的人和现场的人感慨不已、心痛不已。
然而，更让人心痛的是，小耳朵在安全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清晨，留下一句“八年知青岁月，一生孟定情怀”便含笑驾鹤西去了。
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天道酬勤。多余人自从听到刘踅孀在遗书中对他说的“天道酬勤”后，便开始自学，并学习写小说，一年后，通过公开招考回到母校任小学教师。虽然为小教八级，由于校长第一天与他谈话时，看到他写的几篇小说还不错，加上没有人愿意带初三毕业班，试探性地问他愿不愿意。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一冲动就答应了。结果，20出头的他被破格“提拔”，直接任命为初三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表面上看，颇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实际更像赌博，有“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
走马上任，他才知道“冲动”的代价。毕业班的学习风气非常差，特别是几个留级生，人高马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派头。英语老师、数学老师几乎无法正常上课，班主任换了两个，还是拿不下。校长对他也没有抱太大希望，除此“下策”实属无奈，只要能平稳毕业就阿弥陀佛了。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成功了。事后，多余人听说有很多人等着看他的笑话，才感到后怕。当时，他不管不问，埋头教学，可谓“无知者无畏”。
不过，多余人的成功，并非偶然。首先，经过生产队的锻炼，他非常珍惜教师岗位。打铁要靠自身硬。他夜以继日，恶补语文知识，现学现卖，让学生“敬佩”。其次，他虚心向老教师学习驾驭之术，恩威并用，让学生“敬畏”。第三，频频家访，与家长沟通，让家长“配合”。无意中，他发现，“家访”妙不可言：家长希望老师关照孩子，学生担心老师告状。所以，每次家访，家长、学生都特别热情，经常为老师去谁家吃饭发生争执。多余人非常睿智：一碗水端平，轮流“坐庄”。既解决“争执”，又为下次“家访”留下借口。他这样做，既赢得了“口碑”，又解了“口福”，还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在“家访”途中，路过菜地，“顺手牵羊”，省了买菜的钱不说，还省了赶集的时间。一举多得，乐此不彼。三管齐下，半年后，毕业班不但平稳毕业，而且成绩显著，他也因此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两年后，他随父母调回内地工作，随后进入财贸学院进修，毕业后改行到县文联工作。近水楼台，加上自己努力，笨得“屙牛屎”的他，居然发表了不少作品，居然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可以说功成名就，用同学们的话，叫“混得不错”。
什么叫成功？有一种说法，三十岁有稳定工作、四十岁有一定职位、五十岁有满意存款。多余人自认为达到了。可是，对于农场来说，“作家”身份居然不如“知青”身份。多余人多少感到有点尴尬。
作为“回乡知青”一员，多余人虽然没有受到农场邀请，但却受到成都知青热情的邀约。马儿甚至说，你这个大作家如果不去，我们母猪山生产队知青都不去。多余人终于感到自己不再是“多余”的人了，在一股被人尊敬、需要的喜悦冲击下，他毅然决定“陪同”知青们回故乡“参加”农场50年大庆。
故乡。故乡是什么？
有人说，故乡是父母温馨的怀抱，是世代居住的老屋。有人说，故乡是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儿时的梦。还有人说，故乡是丈量现实的标尺，是游子精神的归属。
新华词典对故乡的解释：老家、家乡，出生或久居的地方。
对多余人来说，故乡是港湾、源泉。他认同孔子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作为一个小老百姓的他，始终怀恋乡土。多余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茁壮成长。当远离故乡拼搏，故乡是依靠，是思念，是动力。失意时想到的是故乡，淡淡的乡愁让他继续奋进；稍有成就，想到的仍是故乡，衣锦还乡的雄心让他继续努力。
其实，离开故乡后，多余人曾两次回过故乡。
第一次是1985年。多余人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利用大学暑假，身着风衣戴着鸭舌帽变色镜，孤身一人神头二五地从县城坐火车到昆明再换长途客车，一路摇晃呕吐，整整煎熬4天才到达，宛若一条洄游的大马哈鱼。只不过，大马哈鱼洄游是为了繁衍生命，他是为了慰藉心灵。心情完全不同。
故乡，还是那些山，还是那些水，还是那些人，甚至还是那些房子、泥土。多余人首先想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故乡默默地迎接他，没有想像的热情，没有想像的变化。熟人见面，一句不痛不痒“回来了？人模狗样的，看样子混得不错嘛。”连一句装样时气的好话都没有，根本没人把他这个大学生当回事，让他彻底泄气。天气太热，没有空调，晚上2点多才好不容易入睡。第二天早上，只有几个女学生来看他，凑钱请他在路边小吃店吃了顿饭。下午，他想去母猪山生产队看看，拍几张照片，没有车没有人陪伴，一个人借了学生的自行车，汗流浃背地到生产队转了一圈。大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凉席上避暑，色迷倒眼，眼都不想睁；小人们“儿童相见不相识”，结果连水都没有整得一口喝。想到一路的辛劳，想到自己的精心打扮，不但没人领情，简直是笑话。一肚子鬼火，一张相都没有照，扯直就回旅馆了。晚上百般无聊一夜无眠，一大早便灰溜溜雀雀咪咪地离开了。坐上客车，忽然明白“大隐隐于市”“富贵才返乡”的真谛，脑子里闪现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看着渐渐模糊的故乡，在心里发誓：故乡，打死我也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多余人食言了。
10年后，已经成为作家的多余人，自我感觉不错，可以说“人模狗样”了。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之心又蠢蠢欲动，而且越来越强列。多余人为动员妻儿同行，不但借了一辆桑塔拉轿车，还把故乡说得天花乱坠：遍地大象走，满天野鸡飞；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跤还能嘴啃西瓜……说得妻儿兴奋不已。儿子想看大象，妻子想吃水果。就这样，连哄带骗，他利用春节假期，终于带着妻儿又一次踏上了回乡的路。
路，还是那么漫长，还是那样云山雾绕。走了一半，儿子晕车，他打算放弃。妻子说：“坚持吧，不了了你的心愿，我看你几年都不会归阴服法的。”知我者，妻也。妻子不但了解他，而且还能准确地使用故乡的方言了。他咬咬牙，坚持前行。第一天住漫弯电站，第二天住耿马在县城，第三天终于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故乡让妻儿吃惊是肯定的：路边是台球桌，树下是麻将桌；道路灰尘滚滚，房子低矮破旧；到处弥漫着酸笋味，满街光着上身的男人……别说“遍地大象走满天野鸡飞”了，除了路上见到的几只小松鼠，什么动物都没有；别说“头顶香蕉踩碰菠萝”了，除了甘蔗地瓜，大部分的水果都是外来的。妻儿大呼上当受骗。“吹牛不打草稿。” 妻儿异口同声。
故乡让他吃惊却没有想到：山矮了，树矮了，房矮了；路窄了，河窄了，街窄了；水赃了，地黄了，人黑了。他孩子才上幼儿园，同学们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人比人比不成。”他在心里说。
他首先去场部看望父亲的几位老战友。父亲的老战友都很热情，其中一位山东籍的老领导杀鸡宰鸭并有意叫了他的几个同学来陪他喝酒吃饭。虽然如此，气氛还是有点压抑，明显没有共同的话题。他们说的他插不上嘴。他说的，他们也不感兴趣。彼此尴尬。更糟糕的是，儿子放炮仗不小心伤了上嘴唇，同学随便用创可贴贴上，看上去像个小日本一样别扭。妻子心疼，他心里也不是滋味，晚上在招待所住宿一夜，第二天6点便起床，帯家人去清水河游玩，顺路参观了一下他工作的母猪山生产队，中午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又匆匆返程了。别说妻子莫名其妙，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千里迢迢不知道回来干什么。他再次发誓：绝不再来了。
故乡。什么是故乡？
对多余人来说，故乡是魂牵梦萦的地方。不要说常常梦回故乡，就是每次擦皮鞋时都会想到故乡。30年前，多余人擦皮鞋时，超哥随口说，擦皮鞋一定要擦鞋底的边，否则等于没有擦。就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30年来，多余人每次擦皮鞋时都会想到超哥，想到超哥就自然想到故乡。无一例外。记忆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
人啊，也很“神奇”。不回故乡的时候，想起来都会发呆，可是两次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回去，两次都是这样匆匆忙忙、怪里古懂“逃回”现在的家。可谓，去也匆匆，回也匆匆。
恰在此时，多余人在杂志上看到一则有趣的笑话：
一位苏联人移民美国时，在行李箱里放了一张斯大林的肖像。在过海关时，一位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回答：“这玩艺是我准备用来医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幽默的笑话。冷酷的笑话。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那个苏联人用某人的肖像医治思乡病，虽然多少有些情绪化，至少找到了一种医治思乡病的方法。多余人尝试了多种方法，怎么也医治不好“思乡病”。他发现，虽然思念的不是故乡，而是回不去的童年；虽然故乡已面目全非，少年已不是那个少年；虽然两次发誓不再回去了，他依然热爱那片故土。所以，这次农场50年大庆，又燃起了浓浓的乡愁，为治思乡病，多余人再次食言了。他邀约亲朋好友，开着宝马、奥迪、保时捷，清早在机场接到马儿、蔡儿、驼子一行人后，浩浩荡荡第三次踏上了故乡路。回乡的路已今非昔比，奔驰在风景如画的高速公路上，心情格外愉快。
车好，路好，心情好。傍晚时分，美丽的故乡已在眼前。
一群人站在山顶俯视孟定坝，深深呼吸着故乡的空气，心情无以言表。同样的路程，过去至少四五天，如今居然朝发夕至，不能不让头发花白的一群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望着魂牵梦绕的故乡。近观，白云在山腰漂浮，往事如白云一幅幅呈现；远望，晚霞中的坝子，朦朦胧胧既熟悉又陌生。众人最大的感受是“绿”：森林、胶林、甘蔗林、香蕉林，绿浪掀天，铺天盖地从四面涌来，生命之绿，希望之绿，汇成滚滚激情，让人心情激动，让小镇宁静祥和。
下山进入孟定街，举目四望，最大的感受却是“乱”。灯红酒绿，人声嘈杂；道路四通八达，机动车、人力车、行人交织在一起；酒店、饭店，歌厅、舞厅，人头攒动，歌舞升平。
故乡今非昔比。农场实行包产到户，不少人有了自己的胶林、果林，一些人可以说“富得流油”，很多人住上了小别墅，门庭若市。真是“居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知青们全部安排在农场职工家里住，多余人被同学安排在最好的白马酒店，并准备了丰富的野味。心情好，酒量大增，当晚喝得人仰马翻，多余人居然没有醉。
然而，第二天多余人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在母猪山生产队，老职工们表现出少有的热情，抱着知青们又叫又跳，甚至老泪纵横；知青们一个二个神头二五地拍照、录像，乱五乱六寻地找当年的痕迹、故事。过去的酸甜苦辣咸，一下子仿佛全都变成了幸福甜蜜的回忆，把多余人晾在半边，好像真的是个“多余人”。
还好，知青都很重感情，爱憎分明。吃过午饭，知青分成两伙，一伙由马儿、眼镜带领，轰轰烈烈去刘星遇害的河边悼念，感谢他当年为知青出谋划策；另一伙由驼子、耙子带领，大张旗鼓地去给李俊上坟，感谢他当年不顾一切参加知青游行请愿。这就是知青，一码归一码。
多余人自然是参加马儿一伙。
看着熟悉的南定河，想到刘星的惨死，几个女知青忍不住放声哭起来，接着马儿、蔡儿、二师兄等也都老泪纵横。谁也想不到，哭得最伤心的竟然是眼镜。眼镜与刘星相处的时间最短，仅仅只有几个月，而且他还是母猪山生产队知青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不知道他与刘星“偷书”的秘密，还以为他是最重感情的人呢。
哭完刘星，大家迫切想知道月儿、小芳的情况。老工人只知道月儿的一些情况，小芳去哪里了，一个也说不清。众人便去看望月儿。
回忆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刘星离世后，月儿依然坚守她与刘星的决定：放弃上大学，在农场当教师。后来，农场划归地方管理，月儿分配到一所傣寨小学教书，30多岁才与一湖南子弟结婚，育有一女，现已上大学。
月儿与丈夫住在场部附近的一个农家小院。看上去，虽然略显低矮、破旧，但充满了生活情趣。房前一棵榕树，房后一片菜地；院子里随便栽着几棵果树及美人蕉、夜来香，养着鸡、鸭、鹅，过着简单平凡的农场人生活。当年高傲、美丽、公主般的“小月亮”，已经随着岁月消失了。眼前的月儿，马尾长发变成齐耳短发，白色的连衣裙变成了蓝色的衣裤，腰上系着花边围裙，脚上套着布鞋。这身穿着，很容易让知青想起大家非常熟悉的“地下党”阿庆嫂。
见到多余人、马儿一行人，月儿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热情，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激动，只是微笑着淡淡地说：来了？家里坐吧。
大家小心翼翼地坐下，小心翼翼地喝茶，小心翼翼地聊天，都尽量不去触碰往事。特别是蔡儿，心虚、愧疚，像做贼似的抖鳞壳颤，雀雀咪咪坐在一边，一直不敢抬头正眼看月儿，更不敢随意打探小芳的去处。坐了一会，气氛依然不轻松，众人本想告辞，月儿说：就在这里吃晚饭。语气看似平淡，却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好，吃饭的时候，驼子从李俊墓地赶来了，气氛一下轻松许多。吃着月儿丈夫做的带有浓厚湖南口味饭菜，头发花白的驼子，依然不忘讲笑话调节气氛：“话说一行人去小店吃饭，一人问老板：你的柴鸡是不是正经的柴鸡？老板说：鸡肯定是柴鸡，至于它正不正经，我就不好评价了。”
众人都笑了。月儿也抿嘴一笑，仍不亢不卑，周到地招呼大家，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正眼看蔡儿一眼，好像他压根就不存在。直到此时，大家才忽然发觉，月儿还是当年的月儿，岁月虽然带走了她的青春美貌，却带不走她与生俱来的公主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傲气。
离开月儿家，太阳还老高，由于没有打听到小芳的情况，大家决定去看望老夫子，希望能从老夫子那里打听到小芳的真实情况。
老夫子在孟定街开设一家易经店，看风水、起名字、测字算命，在当地小有名气。说起“胡半仙”，当地人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多余人、马儿一行人来到易经店时，老夫子正抱着小孙子在店门口的芒果树下打麻将，旁边醒目地墩着一支用竹根做成的特大水烟筒。小孙子光着身子，长得肥头大耳，很是讨人喜爱。老夫子戴着老花镜，留着山羊胡，耳朵上还夹着一支烟，看上去有点雀神怪鸟的，怎么看也看不到当年那副“老学究”的派头。见到众人，他居然愣住了，仿佛当众被扒光衣服，显得非常尴尬。多余人急忙接过他怀里的小孙子，马儿则蹲在特大水烟筒前欣赏、试吸，才打破尴尬场面。老夫子遣散麻友，急忙招呼大家在门前的竹凳坐下，手忙脚乱发烟、泡茶、拿水果。恰在这时，超哥、喜鹊、平儿开着一辆皮卡车，风风火火地赶到，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超哥变化很大，脸黑了、身胖了、人成熟了，知青返城后他与丽花结婚，现在已是橡胶加工厂的厂长了，孙子都上小学了。喜鹊和平儿终成眷属，现在都在场部医院工作，喜鹊是药剂师，平儿是护士，小日子过得不错，人也变化不大。从他们的口里，终于打听到了小芳的一些情况。
小芳出家后，先是在当地一寺庙潜心修行，因为月儿、平儿及其他同学常去看她，她不但不领情，反而认为影响她修行。一年后，她突然神秘消失了。有人说去了峨眉山，有人说去了五台山，也有人说去了普陀山，反正从此后杳无音信……
三天后，喜气洋洋的50年大庆结束了。
知青们背着大包小包欢欢喜喜的来，又提着小包大包喜喜欢欢的回，物质、精神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特别是精神上，获得巨大的收获是“青春无悔”。
知青是一个名字。知青是一段历史。知青是一代人的命运。
在场部中央广场“三叶”五十周年纪念碑上，浓墨重彩，记载着知青光荣的昨天，让知青心潮澎湃，流连忘返。在庆祝大会上，农场领导对他们的评价也非常热情慷慨：“……知青战友们，30多年前，你们毅然离开父母，离开大城市，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与农场老职工一起开荒种胶种地。你们不仅用嫩稚的肩膀扛起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担，为建设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文化传播、科学普及、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你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你们的吃苦耐劳事迹，至今还在农场广为传颂。农场为曾经拥有你们而感到非常骄傲和无比自豪。你们虽然人离开了，但是精神永远留下了，那就是‘奉献、拼搏’的‘知青精神’。知青精神，对农场来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远的精神财富。……”
听到这样的评价，知青们一切都释怀了。那一刻，知青们感到过去经历的一切苦难都烟消云散了。一些曾经发誓“尿尿都不朝西南方”的知青也都老泪纵横，特别是一些身心遭受过伤害的女同胞抱头痛哭，心中的“坎”终于迈过了，过去的一切终于都可以彻底放下了。所以，知青们来时也笑回时也笑，来时也哭回时也哭。笑得一塌糊涂，哭得稀里哗啦。八年的“知青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是“大悲大喜，大彻大悟”、“无私无畏，吃苦耐劳”。从这一点看，知青们完全可以说“青春无悔”。所以，当知青代表说出“我们虽然走出了红土地，而红土地却永远走不出我们的心田”时，全体知青爆发出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人啊，真是奇怪的动物。
就说知青吧。下乡的时候是轰轰烈烈的笑着、哭着来的；返城的时候也是轰轰烈烈的是哭着、笑着回的。现在，又是轰轰烈烈的又哭又笑的来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哭也下乡，笑也下乡。
只是，今天的又哭又笑，与当初下乡、返城时的又哭又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过去的哭笑，饱含酸甜苦辣和对现实的无奈；今天的哭笑，充满幸福回忆和对现状的关切。从一知青临时编的打油诗，可见一斑。
在大庆最后一天的晚宴上，知青们热烈欢畅。一知青即兴赋诗：
孟定的天
孟定的地
孟定的女人最美丽
孟定的鱼
孟定的菜
孟定的小伙长得帅
孟定的果
孟定的瓜
孟定的姑娘人人夸
孟定的路
孟定的桥
孟定的风景一条条
孟定的河
孟定的水
孟定到处出赌鬼
孟定的街
孟定的巷
孟定四处打麻将
孟定的田
孟定的米
孟定的米线传千里
孟定的花
孟定的鸟
孟定的环境能养老
成都大
上海富
不如孟定一棵树
香港街
台湾路
不如孟定小公路
保时捷
宝马车
不如孟定三轮车
孟定好
孟定坏
孟定永远都可爱
好，痛快。大家热烈鼓掌。没想到，禀性难移的二师兄却不合时宜，借着酒性大声说：“说个锤子。既然孟定那么好，当初大家为啥子还要绝食拼老命返城呀？”
热烈的气氛一下就凝固了。二师兄真的不合时宜。此一时彼一时也。用现在的眼光看，孟定山清水秀、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四季如春，除气候酷热外，的确非常适合居住养老（事实上已经有知青返回农场定居养老）。当初为什么那样拼命返城？甚至不惜绝食、自杀？只能说“此一时彼一时”，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管怎样，知青们欢欢喜喜百感交集地来参加大庆，又欢欢喜喜如释重负地回去了。只有蔡儿，心情沉重的来，又带着更加沉重的心情回。
在母猪山生产队，蔡儿由于性格好、人品好、相貌好，加上多才多艺，在知青中很有人缘，可以说人见人爱；小芳，美丽、善良、温柔、与世无争，加上妙手回春，更是人见人爱。但是，当得知回到大城市的蔡儿狠心“抛弃”农场的小芳后，天平开始倾向弱者。不要说熟悉小芳的母猪山生产队知青了，就是见过或者听说过小芳为人的邻队知青，都有意无意不再与他来往了，认为他喜新厌旧，是当代陈世美，尤其是马儿，整整三十年不见他。这次同意他同行，也是听说小芳出家了，有意让来看看被他抛弃的小芳。现在，知道小芳的真实情况后，知青们更是彻底不能原谅他了。龟儿子，多好的姑娘呀，因为你，就这么在鼓刹钟声中度过余生。想想大家都心痛。马儿、驼子甚至连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蔡儿更是痛不欲生。
多年来，他不敢看有关知青的书籍、影视作品，也不敢听有关知青的歌曲。走在街上，听到《小芳》《美丽的西双版纳》《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歌曲，甚至邓丽君、黄晓君的歌曲，他都会陷入痛苦的回忆中。他痛苦的是，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从法律角度看，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从道义角度讲，他又迈不过良心的坎。美丽、善良、仙女般的小芳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想想都不寒而栗。不管怎样，小芳的“悲惨”道路，与他或多或少有“因果”关系。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将永远戴着“陈世美”的帽子，背负精神的十字架，走完余生。
多余人的心情跟蔡儿一样沉重。
故乡的“变化”让他实在高兴不起来：原始的茫茫森林不见了，原始的河边芦苇不见了，原始的路边攀枝花树不见了，原始的街心大青树不见了，原始的竹楼傣寨不见了，原始的万亩水田不见了，甚至原始的碧水蓝天也不见了。眼看到的是：满天的灰尘，满地的建筑，满山的橡胶，满田的香蕉，满河的沙堆，满寨的洋房；耳听到的是：热火朝天的工地声，热火朝天的汽笛声，热火朝天的生意声，热火朝天的划拳声，热火朝天的麻将声，热火朝天的歌舞声。特别是傣语歌曲《哨孟定》《美丽的孟定坝》铺天盖地，不但旋律优美而且歌词也好听：“这里有金碧辉煌的佛塔，这里有幸福吉祥的金孔雀，这里的坝子欣欣向荣，这里的人们幸福快乐。”可是，多余人听起来却感觉怪怪的，就像洗澡时突然停水，浑身的肥皂没有冲干净一样。
多余人不喜欢现在的故乡，高楼林立，道路宽敞。故乡富裕了，白天张狂浮躁，晚上灯红酒绿；故乡发展了，交通四通八达，农家别墅小院。可是，故乡人的脸上却没有了贫穷时的快乐，而是富裕后的茫然。富裕当然好，没有谁会喜欢贫困。可是，故乡富裕了，故乡人却茫然了。问题出在哪里？多余人也茫然了。
多余人还是喜欢过去的故乡，原始自然，风情万种。“高楼大厦不如风情万种。”这是他在反映故乡一部小说里的话，这次回故乡更坚定了他的观点。所以，这次他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匆匆返城，也没有随亲朋好友们绕道去西双版纳游玩，而是一个人留下来探索“茫然”的原因，也为自己的长篇小说收集素材。
然而，接下来几天的经历、所见所闻，让他的身心情犹如奔驰在崇山峻岭中的列车，如同乘坐飞奔的过山车，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黑暗、一会儿轻松一会儿沉重、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似乎更加茫然：
大庆结束后，他开着宝马车四处游荡，加油时才发现，繁荣的故乡居然没有高标号汽油。无奈，只好给宝马加了半箱低标号汽油。加油后，不知道是油的标号低还是品质差，宝马车在故乡的道路上根本“跑”不起来。由此可见，好的东西不一定都“好”，就像穿鞋子，漂亮并不一定舒服，“适合”才是最重要。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他去探访当年猴子强奸少妇的“荒唐坡”，山坡早已被开垦为整齐光滑的胶林了，别说猴子、野花，就连老鼠、茅草都难得一见；他去小水沟垂钓，水沟变成整齐的三面光，别说黄鳝、马头鱼，连罗非鱼都没有了；他去四方井温泉泡澡，温泉已盖起豪华酒店，过去的天然温泉河变成了排污沟；他去当年流连忘返的小黑河游玩，由于毁林开荒挖沙，小黑河成了名副其实的“小黑河”；他去看望已退休的指导员，想听听指导员对故乡流传的“孟定测字，找老夫子；孟定赌不赌，就看张老五”两句“名言”的感想，指导员沉默半响说了四个字：世道变了。到底是世道变了，还是故乡变了？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参观农场“50年大庆图片展”，看到一组带有时代烙印的照片：背抢巡逻、学红宝书、跳忠子舞，清一色“戎装”女知青。这些照片，今天看来有些“滑稽”、“荒唐”，甚至年轻人认为“有病”、“太勺”。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多余人来说，却是苦涩、沉思。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婀娜的身姿被宽肥的军装罩住，纤纤柔情被冷酷代替。人性沉寂，女装萧条;孤独的单色，统一的款式，所有的花衣裳、花旗袍都成了“封、资、修”的象征。当革命“革”掉了旗袍等资产阶级的尾巴，剩下的只有解放装、中山装、列宁装。从形式上看，“革”掉的是性别差异，实质上扼杀的却是人性与美丽。如果“一阴一阳”为之道，那么，“不阴不阳”算什么？是不是就应该是“不三不四”了？荒唐。血雨腥风，沧桑变迁。当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有的只是一分苦涩，一分心酸，一分惆怅。忆往事，看今朝，他感慨万千。好在，“知青”已经成为历史，但“知青精神”还在。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他有着“回乡知青、旁观者、亲历者、工人、教师、干部、作家”等多重身份，对亲身经历过的“上山下乡”运动，有自己的评价。总的来说，“上山下乡”运动，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但是，据此一棍子打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不符合实际。他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能量是巨大的，不能视而不见。他们青春拌着汗水，屯垦拓荒，辛勤耕作；教书育人，传播知识。不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抛开全国不说，就孟定小镇而言，知青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尽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知青的到来，从洗脸漱口、穿衣戴帽到待人接物、社交礼仪，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偏僻落后的边疆带来了城市的文明，不仅直接提升了当地人们的知识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一些多年积下的陋习和病患，也随着知青带来的文明习惯而逐步消失；开荒种地，修路建桥，小镇的几万亩稻田、几十万亩橡胶林及水电站、实验站、胶场等，都与知青密不可分。尤其是，知青使原来毫无关联的城市人员与农村人员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并且促进了城乡之间在思想、文化、物资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即使在知青返城以后，这种联系还广泛地进行着，继续发挥作用。无庸讳言，知青也有知青的缺陷，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出工不出力等等，但毕竟是少数，不能“盲人摸象”。何况，有的缺陷源于“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本身。问题来了。“上山下乡”运动有缺陷，过去那种大规模地“上山下乡”运动显然不可能再发生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特征，中国农村中小城镇的逐步形成，是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小城镇发展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更需要投入知识、理念、信息，必然离不开众多的城市青年的参与和奉献。没有城市青年的参与和奉献，巨大的城乡差别，短时期内是无法彻底消除的。“知青”的使命已经结束，一概否定过去的模式或者一味肯定过去的模式，似乎都不妥。那么，新时期农村的发展，城市青年要不要参与？如何参与？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他漫无目四处游逛。漫步在繁华喧闹的孟定街，感受到的是珠光宝气；漫步在绿树成荫的南定河人行道，感受到的是城市气息；漫步在在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感受到的是农药扑鼻；漫步在毫无傣味的傣寨，感受到的是浑身不自在；漫步在人头攒动的菜市场，最大的感受是吃……
吃，傣味、瓦味、景颇味，傣味有“水姑娘”，瓦味有“瓦王府”，景颇味有“手抓王”；吃，川味、广味、湖南味，川味有“川妹子”，广味“靓妹子”，湖南味“辣妹子”；吃，海鲜有“只宰海鲜不宰顾客”的海鲜馆，快餐有“好过难过天天过，好吃难吃顿顿吃”的大排档；吃，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上跑的除了汽车不吃；吃，两条腿的除了人肉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不吃。大快朵颐，大碗喝酒。什么都能吃，什么都敢吃。芒果、牛肚子生吃，鸡血、猪肉也生吃；芭蕉花、攀枝花、牛尾花敢吃，竹虫、蝗虫、蚂蚁也敢吃，美其名曰“原生态”；马肉、驴肉吃，猫肉、鼠肉也敢吃，美其名曰“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人间鼠肉”。烤耗子、烤蟑螂、烤蝙蝠，让人心惊；“活蛆奶酪”、“动物睾丸”、“蜗牛寿司”，让人恶心。如果说竹虫、蝗虫等美食作为“蚂蚱能做下酒菜”，多少让人还有一点“尝鲜”的冲动话，那么烤耗子、烤蝙蝠、活蛆奶酪等“美食”，简直令人心惊肉跳、肠胃痉挛。不说“物欲横流”，起码也算“暴殄天物”吧？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如果，这些都算是“小节”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傣寨没有竹楼，傣家没有糯米饭，多余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故乡是傣乡，傣乡居然没有竹楼、糯米饭，他甚至怀疑故乡漂移了。如果说，不住竹楼、不吃手抓糯米饭是文明，那么，暴殄天物算什么？特别是看到土地庙一副对联：“莫笑我老朽无能，许个愿试试；哪怕你多财善贾，不烧香瞧瞧。”他哭笑不得，甚至想拿脑袋撞墙。这还是纯朴神秘、朝思暮想的故乡吗？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听到一则笑话：春天来了，城里人开车出城农村人坐车进城，两拨人都堵在路上，互问去干啥？城里人说，去乡村看菜花；农村人说，去城里看樱花。双方都在心里骂道：傻蛋，那有什么看头。他会心一笑；看到过去连猪都不吃的芭蕉花、攀枝花被当做“山珍”，过去连狗都不吃的青苔、螺丝被当做“海味”，他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争先恐后买肥肉，三十年后挑来挑去争瘦肉；三十年前穷人无奈吃野菜玉米面，三十年后富人保健吃玉米面野菜；三十年前姑娘们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胸往小点勒，三十年后婆娘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胸往大点整；三十年前旧衣服补了还穿，三十年后新衣服撕破了才穿；三十年前背心裤头全是穿在里头，三十年后裤头背心时常露在外头；三十年前号召开荒种地，三十年后严令退耕还林；三十年前鼓励汽车多拉快跑，三十年后严禁汽车超速超载……到底是越活越文明进步，还是越活越野蛮退步？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与时俱进，边陲小镇同样与时俱进。高山峡谷阻挡不住改革开放之风，深山老林抵御不住财富的诱惑。故乡繁荣了，故乡富裕了，故乡人扬眉吐气了。这不就是改革开放的目的吗？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可是，故乡明显有很多不协调：环境与发展不协调，文化与建设不协调，财富与精神不协调，灵魂与身躯不协调。胶林承包了，土地出租了；稻田消失了，攀枝花不见了；职工下岗了，农民无业了。故乡人虽然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可是再看不到过去那种平静、祥和、纯朴、幸福，看得到是浮躁、困惑、无奈、麻木。喝酒划拳，一套一套的：屁股一台，喝了重来；屁股一动，表示尊重；双脚一站，喝了不算；站着敬酒，双杯恭候；一两二两漱漱口，三两四两不算酒，五两六两扶墙走，七两八两还在吼。玩麻将更是心得满满：最漂亮的花是“杠上花”，最幸福的家是“关三家”，最强大的队是“龙七队”，最美丽的色是“清一色”，最威猛的炮是“杠上炮”，最倒霉的猪是“花猪”，最郁闷的公是“相公”，最乐极生悲的湖是“炸湖”，最震耳欲聋的声是“一炮三响”等。故乡到底哪里不对劲？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肯定没错。发展的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问题是，故乡好像忘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最高境界是宜居，而宜居的前提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乡好像都背道而驰。比如，生态修复。实现水清、岸绿的目标，科学方法是“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而故乡的小河、沟渠统统改为“三面光”的硬质河提，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严重破坏生态。调节气候、维持生态系统，靠的是植被、丛林、湖泊，而故乡呢？原始植被被人工植被取代，原始森林被橡胶林取代，原始湖泊被香蕉林取代。结果，水土流失严重，珍稀动物绝迹，气温上升几度。就说行道树吧，故乡最具特色的行道树，原本是清一色的高大的攀枝花树，现在全部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居然是整齐划一的盆景叶子花。看上去感觉怪怪的，甚至让人产生幻觉，不像来到边境小镇，更像置身于钢筋水泥的大城市。故乡应该有故乡的特色。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面对故乡的变化，多余人不由想起一则“心酸”的笑话：
小时候，走路、骑车住平房，吃粗粮、山茅野菜加咸菜，看着有钱人开车、喝酒、抽烟，吃白面、大鱼大肉住高楼，把老子羡慕得要死。等老子长大了，拼命苦钱终于挤进城里，吃肉、喝酒、开车了，可回头一看：龟儿些有钱人，又骑车走路了，吃着小时候喂猪的萝卜野菜加粗粮，不喝酒不抽烟了，还返回山里住小平房。我说有钱人啊，你们要干啥子能不能提前说一声，俺好在原地等你们嘛，害得老子好苦啊。
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切好像都反过来了。如果说孟定农场作为橡胶农场，没有水田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孟定坝作为傣乡，居然没有水田、不吃糯米饭就让人纳闷了。是啊，没有水田还叫傣乡吗？不吃糯米饭还算傣族吗？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弃竹楼住小洋房好像没错。正如同学们说的那样，傣族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客观上，竹楼虽然冬暖夏凉，但防火难翻修难，不如小洋房一劳永逸。问题是，依山傍水，龙竹、塔井、竹楼，是傣族的传统，是习俗，是文化。没有“习俗”的傣寨还算傣寨吗？没有“文化”的傣寨还能叫“弾弦的坝子”吗？如果诗人晓雪再来孟定，还敢写“藏在云雾深处的孟定坝子则是一首回味无穷的诗”吗？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漫步傣寨，在一家傣味小饭店看到这样一个“雷人”的招牌：用武器放倒敌人，用好酒放倒兄弟；在一小洋房门上看到这样一副幅“惊世骇俗”的对联：敢和恶人比坚钢，不挨憨包扯喳精，横批：上付你阶。苍天呀，这还是傣寨吗？多余人甚至怀疑自己走错地方了。如果说，龙竹、塔井、竹楼是傣族的“习俗”的话，那么，“文化”就应该是傣寨的灵魂。有这样“灵魂”的傣寨还算傣寨吗？再说，住小洋房就一定比竹楼幸福吗？《庄子》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看到几个坐在小洋房门前用芭蕉扇扇凉的傣族妇女，一脸的麻木，他忍不住上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住竹楼了？傣族妇女摇头：“不有办法啰。山上不有树不有竹子不有茅草，盖不成竹楼。盖洋房政府号召政府还给钱喔。”强迫别人过苦日子固然不对，“强迫”别人过所谓的“好”日子就正确的吗？那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日子不一定自由幸福，这种清一色的“柏油马路、钢筋水泥”的日子，就一定自由幸福吗？多余人不知道。
但多余人知道：“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才是真自由真幸福；“欲望被激发，然后放下”才是真自由真幸福。
多余人还知道：富贵富贵，只有“贵”才是真正的“富”。故乡虽然富了，好像还没有贵；只看得见物质的富，却看不见精神的贵：神秘的故乡不见了、生态的故乡不见了、憨厚的微笑不见了；小黑河里的马头鱼、麻蛇鱼、黄壳鱼不见了，特别是美味的鸡枞，因为大量挖蚂蚁蛋，也绝迹了。见到最多的是：麻将、麻木、毒品、犯罪、抑郁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鸡肥了不下蛋”？或者说这就是开放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饮食“返朴归真”，好像也没错。
正如当地人推崇的“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问题是全部都嫁解放军、都吃白菜心，不但不可能，还违反生物进化论。何况，野的、原始的动植物，就一定比人工饲养、栽培的动物植物营养吗？科学吗？
故乡人对饮食非常迷信，推崇“野味”。野鸡、野鸭、野猪、野菜，似乎一切都是“野”的好。一句话：“家花没有野花香”。吃野菜到无所谓，反正故乡野菜遍地，不吃白不吃；野鸡、野鸭、野猪就麻烦了。枪被收了到不是问题，可以用弩、套；开始保护野生动物后，先是偷偷摸摸吃，后来严打，就无招了。怎么办？用放养的柴鸡、山猪替代，反正不吃肉鸡肉猪。虽然严格的测试根本就不支持柴鸡山猪比肉鸡肉猪更有营养的说法，甚至证明肉鸡肉猪往往比柴鸡山猪更营养、更卫生，但故乡人就是坚信柴鸡山猪比肉鸡肉猪好。分析故乡人心理，无非是对自然产物的盲目信任。
幸好故乡竹虫、蝗虫、蚂蚁、蟑螂、老鼠、麻蛇等野味取之不尽，幸好故乡人只是与肉鸡肉猪较劲。如果他们把这种“较劲”扩展到农作物，就麻烦了。因为，小麦豌豆玉米等，其实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
野生小麦，在麦粒成熟以后，麦秆必须能够自动脱落，让种子落地，这样才能生根发芽。如果麦秆不能脱落，种子不能落地，也就必然灭绝。但人类偏偏就需要那种不脱落的小麦。如果不等收割，麦粒就纷纷落地，人就得饿肚子。于是，极少数基因突变、麦秆不脱落的野生小麦就成为早期人类的寻找目标。一旦找到，精心培育，推而广之。换句话说，现在的小麦，都是违背了自然的安排，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刻意筛选、培育出来的“小麦”。
野生豌豆，为了繁衍后代，豌豆在成熟后让种籽破荚而出。为此，演化出“爆荚”的功能，只有“病态”的豌豆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对豌豆来说至关重要，是繁衍的必须。但是，对于人类来说，能收获到的豌豆，当然是那些没有爆荚的豌豆。于是，那些正常的野生豌豆被弃之，人类专门找那些病态的、不能爆荚的、只能绝种的豌豆，大量培育，不但不让它绝种，还让它子孙兴旺、生生不息。
野生的玉米，长度只有几厘米。本来嘛，不过是个种子，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就够了，干嘛非要那么大呢？但人类要靠这个种子吃饭，太小了填不饱肚子。于是，到处去寻找稍大一些的野生玉米棒子，然后一代代培育，让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从几厘米到十几厘米，再到几十厘米。这样大的玉米棒子，如果野生玉米有知，一定会认为是变态，一定不会承认是自己的后代。但没办法，人类的“利益”最重要，植物的“感受”没人关心。比如，苹果。野生苹果，直径大概只有两三厘米，今天的苹果，直径一般在七八厘米左右，甚至更大。而且，越大越好。
说到水果，人类故意让它变大变好吃，还不是最“变态”的。最变态的是人类居然千方百计培养“无籽”水果。这种完全违背自然的“变态”要求，却得到人类的热烈拥护。不是吗，如果我们买到的香蕉，不是无籽的，而是一咬一嘴香蕉籽，人类还会买吗？
不仅是香蕉，人类还以大无畏地反自然精神，培育出了无籽柑橘、无籽葡萄、无籽西瓜等等。声称敬畏自然的人很多，却没见到尊重水果、专吃籽多水果的人。人啊，虚伪不虚伪？
实际上，所有现存的农作物，它们的基因和形态都根据人类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们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根本无人关心。人类一旦发现某种植物的某个特性有可利用之处，就立刻取来，按照自己的需要发展那种特性，根本不管自然原来是怎么安排的。棉花的纤维，只是棉花种子上的茸毛，但人类要拿来织布取暖，就弄出茸毛超级发达的现代棉花；人工栽培的油橄榄，不但比野生橄榄果实大，而且含油量高出很多，就因为人类需要橄榄油；亚麻也可以用来织布，但用的不是种子上的绒毛，而是茎的纤维，于是人类对亚麻种子及其茸毛就毫不关心，而只在乎亚麻的茎是否足够长足够直。世界上还有比人类更自私的吗？
可见，所谓自然的生活方式，是早就消失了的。人类的生活，至少上万年以来，就已经建立在“以人为本、改造自然”的基础上。那些被今天的人们认为是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其实也都是人造的产物。全麦面包并不比精粉面包更自然，直接去果园采摘苹果、葡萄、香蕉，也算不上什么返璞归真。
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重要理由之一是：转基因技术违背了自然，因此就有了不可控的风险。但是，如果违背了自然就风险不可控的话，那么，现存的农作物，就只能都被认为危险甚至邪恶。
转基因技术并不是第一次弄出基因变异——这事儿人类都干了上万年了，这就是农业。转基因不过是让基因变异的过程更可控、更明确而已。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我们只能在这种或那种人工的方式之间做出选择，而并不存在人工或者自然的选择。真要重返自然，现在的人们只会在几天之内就死掉——饿死、冻死或者被毒死。“人是万物之主”。这话一点不错。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我们有怎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对历史、传统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它的过去总被连根拔掉，那么它也会丢掉它的未来。未来的故乡会是什么样？多余人不知道。
但多余人知道：那会流泪的猴子早已灭绝了，那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千人踏”也难见踪影了，那一排排精致的雀巢只能在画中欣赏了。总之，魂牵梦萦的故乡变味了，原始神秘的“弾弦的地方”也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多余人伤痛的到不仅仅是故乡失去一棵古树、一口塔井、一条清水河，而是故乡丢掉了它的历史、传统、文化，甚至灵魂。
多余人还知道：金钱产生贫困。这是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人说的。据说，瓦努阿图被评为“全球最幸福国家”后，岛上的居民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大批旅游者虽然能带来金钱，但会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幸福将会被剥夺，金钱会给他们带来“贫困”。所以，穷，并不是真正可怕的事。真正可怕的是没有信仰。为什么美国的“阿米什人”一直坚守在300年前的简朴生活？就是坚守信仰。他们认为，信仰决定命运，有信仰就不会失去方向。问题来了，到底是“信仰决定命运”，还是“发展决定命运”？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发展是硬道理。可是，硬发展不仅没道理，还是“穷折腾”。
说到穷折腾，多余人想起一个同行在美国讲《半夜鸡叫》的故事：
中国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到国外看望女儿，外孙女的老师知道后，热情邀请作家去学校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作家不好推辞，答应去讲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这个故事，作家在中国的中小学曾多次讲过，每次都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万万没有想到，在国外的一所小学却碰了一鼻子灰。
当作家热情洋溢地讲完故事后，教室里一片寂静。正当作家不知所措时，一个黑人小孩首先起来说：“这个故事是骗人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作家忙说：“这是真人真事，高玉宝写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里。”黑人小孩说：“我养过鸡，并且对鸡做过科学观察。鸡要啼叫，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成年的公鸡；二是要有自然光的剌激。黎明时，就是日出前的一小时，这时微弱的光会剌激公鸡的视觉，才会产生啼鸣的条件反射。半夜，鸡是不可能叫的。不信，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他的发言赢得了一片掌声。作家的脸红了。
一个白人小姑娘说：“半夜什么也看不见，农民到了地里怎么劳动？如果周扒皮提供照明设备，生产成本就大了。如果没有照明设备，农民只能是换个地方继续睡觉而已，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也就毫无意义了。”同学们又是一片掌声。作家的脸出汗了。
一个华裔同学说：“周扒皮穷折腾也就算了。我要说高玉宝是个不诚实的人。”作家解释：“他真的是自己写了书，不会写的字就画图画来表示，比如‘鬼’字，他就画了个鬼脸；‘杀’字，他就画一把刀。”华裔同学说：“我相信，他会用图画代替字，可是这样的稿子，出版社是出不了书的，必须有人与他合作，帮他整理。可是高玉宝出了书，却不写上合作者的姓名，全部的功劳归自己一个人。如果说周扒皮学鸡叫骗了几个长工，那么高玉宝就是骗了中国的读者。这本书，出了外文版，还欺骗了外国读者。” 掌声，又是热烈的掌声。作家一个头两个大。
这时，老师终于说话了：“同学们，作家爷爷从中国来，可能还需要倒时差。我们欢送作家爷爷回家休息，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讨论。”
作家赶紧逃离了学校，样子比半夜学鸡叫的周扒皮还要狼狈。
老师太睿智了，用一句“倒时差”，既给大作家留了面子，又没有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作家是聪明人，当然明白老师“倒时差”言外之意：痴人说梦。如此看来，问题严重了：同为作家的多余人，听着高玉宝的故事长大，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堂堂作家，“知识”居然还不如国外的小学生；周扒皮“穷折腾”到也罢了，一个堂堂的大作家不但被高玉宝给“耍”了，而且还到国外丢人现眼。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说到穷折腾，故乡的定位可能出问题了，发展的方向也可能偏航。故乡的定位，首先是边境，其次是傣乡，第三才是口岸。作为边境小镇，稳定是第一位的；作为傣乡，尊重和发展民俗是第一位的；作为口岸，通商当然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口岸，应该有大国的风范。什么是大国风范？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不是盲目的商业开发。“国破山河在”，国人不答应；“国在山河破”国人同样不会答应。再说，一个边境小镇，需要那么多高楼吗？需要那么宽的马路吗？需要那么光的河堤吗？
“穷折腾”给故乡带来的是“三高”：毒品、犯罪、精神病。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与“脏乱差”密不可分。因为，环境改变人。整洁的环境，让人行为举止文明；反之，让人行为举止粗俗。这就是所谓的“破窗”理论。
故乡的发展，做什么，当然重要。比如，保护生态系统，保护传统文化。但故乡的发展，好像“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因为方向偏航，速度越快，目标越远。所以，“保护环境”对于故乡来说，应该就是最大的发展。比如，不破坏原始生态，不破坏田园山水；保留吊桥、竹桥，保留攀枝花、大青树，保留芦苇、毛蜡烛；让园林艺术与小桥流水、原始森林与民簇风情融为一体，还“藏在云雾深处的孟定坝子则是一首回味无穷的诗”，而不是为了GDP、副处级、国家级的名头，建设什么 “开发区”、“桥头堡”、“大通道”、“飞机场”……
想到飞机场，多余人就头皮发麻。巴掌大的故乡，三面环山一面是缅甸，飞机场建在哪里？香港的机场可以填海，故乡的机场难不成挖山？如果建在坝子里，且不说大型飞机能不能起降，十几万人肯定是要上山了，几十万亩农田肯定是保不住了。而且，飞机怎么降落，难道绕道缅甸领空再进入？
人往高处走，没错。问题是，人都往高处去了，低处不就“虚空”了吗？再说，傣族人祖祖辈辈就喜欢住坝子、住低洼的河边，是不是“人往低处走”呢？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农村城市化，好像也没错。问题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路灯电梯，就是所谓的城市化吗？
什么是城市化？一般认为，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如果说，这是“一般”认为的话，那么，“二般”认为呢？作家多余人“咬文嚼字”，既然有“一般”就应该有“二般”呀。二般是不是“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如果是，这样的城市化，多余人认为也不适宜故乡。故乡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而不是什么“一般”“二般”，更不是给“房地产化”代言。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接着，问题又来了。人真的应该往高处走吗？农村真的应该向城市发展？故乡真的需要建那么多高楼大厦、那么多笔直的水泥路吗？对于“神秘”的故乡来说，没有一点神秘、没有一点原始或者“虚幻”，还是故乡吗？没有千人踏芦苇荡的坝子还是坝子吗？没有孔雀野鸡的小镇还是小镇吗？对于“神秘”的故乡来说，一切所谓的“现代化”是不是都显得“多余”？再说，社会发展必然带来某些旧的东西的毁灭吗？经济的发展必然以牺牲青山绿水为代价吗？多余人有幸去过欧洲考察，见到很多一两百年的房子。那些国家无一不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并没有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将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而故乡，仿佛保守就是愚昧，不改变就是落后。“发展”与“止步”、“创新”与“守旧”，到底谁对谁错？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在大学，多余人特别喜欢印象派画家梵高，就是因为梵高不喜欢“多余”。梵高认为生活中很多东西是多余的，甚至包括自己都是多余的，所以才会在麦田里用枪对准自己“多余”的身体，实现了他的“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将不再眷恋人间”诺言。有时候，多余人自己也觉得自己多余，特别是自己的作品，好像完全是些不疼不痒、可有可无的东西。人生如是，以其多余，不如留白。他深入研究《周易》、《老子》后，大脑更是“留白”，旋即又感到一塌糊涂。《周易》是变革的哲学，《老子》却是不变的哲学。不过，多余人更赞同老子的观点。老子推崇的是柔软（复归于婴儿上善若水）、虚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不英武（善为士者不武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总之，最底下的就是最崇高的，最虚空的就是最实在的，最原始的就是最现代化的。所以，不做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更需要勇气。这不是不敢，而是“敢不”。敢不，才是最大的勇敢。所以，故乡敢于“留白”，才是最大的勇敢。或许这才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真正的精髓。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喜鹊为尽地主之谊，一家人单独请多余人吃了顿饭。席间，喜鹊不忘“老本行”，又出了一道谜语：
有三人去吃面，10元钱一碗，三人每人凑10元共30元。老板说今天是他老婆的生日，打八五折只收25元，拿出5元令服务生退给他们。服务生给每人退了1元，自己私藏了2元。这样每人实际只付了9元。3×9＝27＋服务生的2元＝29元。那么，还有1元哪里去了？
多余人虽然是学经济专业的，因为“笨得屙牛屎”，对这个简单的算术题一时整不明白。是啊，每人9元，三人27元，加服务生的2元共29元，还有1元到底哪里去了？他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
多余人又给整糊涂了。
多余人虽然对“经济”问题迟钝，对“政治”问题却非常敏感，可以说是“大智若愚”“大事不糊涂”。当然，也可能屁股决定脑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人挑担不吃力吧。不管怎样，时隔30年，第三次回到故乡的他，明显感到故乡变味了，感觉怪怪的。
第一次回去时，面对没有多少变化的故乡，可以用“穷乡僻壤”形容；第二次回去时，面对还没有大开发的故乡，可以用“世外桃源”形容；第三次回去时，面对“翻天覆地”的故乡，多余人这个“作家”居然冥思苦想好几天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成语来形容故乡了。他脑海里一直在闪烁一些“热闹”成语：热火朝天、八仙过海、万马奔腾、门庭若市、热血沸腾、如火如荼、烽火连天、灯火辉煌、只争朝夕、百鸟朝凤等，甚至想到佛教梵语“娑婆世界”——善哉，善哉，我佛慈悲，佛祖莫生气。阿弥陀佛。
在城市，常听到人们这样说：“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多余人却恰恰相反：“故乡繁荣了，回不去了。”故乡犹在，但魂已去。
多余人似乎清醒了。
可是，面对“繁荣”了的故乡，他心里却隐隐作痛。作为作家，面对“繁荣”的故乡，轻而易举想到简化后的一些汉字居然与故乡的现状“不谋而合”：云，无雨了；爱，无心了；导，无道了；开，无门了；亲，无儿了。巧合吗？如果是巧合，那么未简化的字：魔，还是魔；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赌，还是赌；贼，还是贼。又该如何解释？难不成，“好的”通通被简化，“不好的”全部保留下来吗？阿弥陀佛。不知道简化后的汉字，是更“文明”了还是更“野蛮”了。
“文明”与“野蛮”如何界定？上个世纪20年代，一位名人说到东西方文明的区别，“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西方是汽车文明”。多余人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但是对于故乡这个“弾弦的坝子”，不保护也就罢了，一味地学习“愚公移山”“填湖造地”“移风易俗”“改天换地”，肯定是不妥当的。故乡应该珍惜、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充分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亲近自然，回归传统”，而不是“逆天道”去改造自然。多余人甚至“天真”地幻想：如果故乡不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柏油马路”之路，大片土地还给自然；如果故乡的坝子被南定河环绕，将“小岛”变成“大岛”，保持田园风光；如果故乡的森林不砍伐，茅草不火烧，山地不耕种，保持原始森林；如果故乡的人们拒绝各种诱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饮，喝塔井水；行，乘小马车……那么，故乡的水可能更清，天可能更蓝，人可能更纯，“不慌不愁，笑看云卷云舒”。这是不是就是人间的“桃花源”“伊甸园”“香格里拉”？这是不是就是“回归自然”“尊重自然”“以退为进”呢？哈哈，这种“回归自然”，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到底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是“安居乐业”？
“安居”与“乐业”又如何界定？据他考察，成语“安居乐业”出自《老子》:“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至老死不相往来。”春秋时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满，怀恋“小国寡民”的社会：吃，只要有吃就香；穿，只要保暖就舒适；住，只要挡风避雨就不迁移；乐，只要按习俗就其乐融融；交，虽然相望但老死不互相往来。所以，“安居乐业”原意应该是“有安定的居所，从事快乐的职业。”如果这样，弃竹楼，住小洋房；弃平房，换楼房；弃群居，变独居，等等，难道就是“安居”？土地出租，不劳而获；破窗开店，全民经商；麻将扑克，以赌为业，等等，难道就是“乐业”？
多余人又整糊涂了。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话虽如此，可怎么走呀？“阳关道”，多余人知道是丝绸之路必经的一个关隘，故址在甘肃敦煌西南附近；“独木桥”呢？大城市找不到，边境小镇也难觅踪影。
站在故乡繁华的十字路口，多余人想到那个非常流行的段子：
20年代，
到南昌去，
到广州去，
到星火可以燎原的地方去；
30年代，
到延安去，
到太行去，
到敌人的后方去；
40年代，
到辽沈去，
到平津去，
到长江的对岸去；
50年代，
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0年代，
到上山去，
到乡下去，
到贫下中农当中去；
70年代，
到城市去，
到部队去，
到生活好的地方去；
80年代，
到大学去，
到夜校去，
到可以拿文凭的地方去；
90年代，
到美国去，
到欧洲去，
到不说国语的地方去；
00年代，
到私企去，
到外企去，
到年薪百万的地方去
……
此时此刻，多余人忽然发现，自己和故乡好像都同时都来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都面临艰难的选择。虽然难，但必须选择。因为，选择决定方向，选择决定命运，选择决定未来。一个作家，除了善于总结、描写已发生的故事，是不是更应该展望、描绘未来呢？
多余人似乎完全清醒了。
可是，如何选择啊？《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说的是开始、方向的重要。多余人越看越糊涂，越想越迷糊，自己的一部手稿都改得乱七八糟，不知道如何写下去，何况面对“欣欣向荣”的故乡了。真的是“屁股决定脑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多余人似乎完全糊涂了。
……
两手空空、满脑浆糊的多余人，不得不返城了。
最后一晚住在傣寨，清晨当挥手告别故乡时，热情好客的傣家妇女说：“记得啰，过年的时候回来。”热情浪漫的傣家小仆哨：“水，水，水。”浓浓的情意、淡淡的语言、真诚的祝福，一般傣族只有对亲人、对离家远行的亲人才说“回来”，只有喜悦、发自内心的祝福才欢呼“水，水，水。”
回来，过年一定回来。一股暖流涌上多余人的心窝，心房一阵颤栗，眼眶立刻模糊，脑子瞬间清醒。所以，这次他没有向前两次发誓“不回来”了，而是喃喃地说，回来。
回来，我一定回来。生于斯长于斯，我熟悉而陌生的故乡。血浓于水，情浓于义，打断骨头连着筋。既然未来变幻莫测，就只能在已定格的过去的记忆中去寻找一些永恒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故乡”是永远都不能改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改变的才是最好的，不能改变的也是最难忘怀的。虽然，故乡的面貌已面目全非。就是为了这份情意，我一定还会回来，何况还有那流连忘返的“水，水，水。”何况，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幻想”，我也一定还会回来。
是的，我一定还会回来的。多余人在心里说，不管是出于敝帚自珍，还是逃避现实的目的；不管故乡变成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还是回归自然的“香格里拉”，我都一定还会回来看看的。因为，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回来一次少一次了。或许，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会回来定居养老也说不定。只是，希望故乡的发展再“缓慢”一些，不要一年一个样，不要变得面目全非，最好是“将皮裹肉”。只是，希望故乡水再清一些，山再绿一些，天再蓝一些，空气再清新一些，人再“富贵”一些……一句话，未来故乡发展，不要让人“哇塞，太现代化了”，而是“梅梅三三，太板扎了”。
车远行，心犹在。
1979年12月初稿于耿马孟定
1986年12月完成于昆明财院
2019年12月修改于云南曲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