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黄叶纷纷飘落。雁群在空中排成“人”字形状，嘎嘎叫着向南飞翔。河畔的芦苇花絮雪白，在秋风中左右摇摆。
　　村民们开着拖拉机在田野犁地，用耧车将一粒粒麦种播进土壤。一场冷雨过后，青翠柔嫩的麦苗纷纷从泥土中钻出来。放眼望去，麦田如毡，延伸到天际。
　　那天阳光穿过薄薄的云层照着安静的村庄。一位中老年人骑着三轮车慢悠悠来到芦湾。他在大榆树下将车斗上的小煤炉、爆米花机与小木凳搬下来。我们看到他后高高兴兴地回家取玉米。不久，他身旁围了一群孩子。
　　小煤炉闪耀出蓝色的火焰，冒出缕缕白烟。他坐在木凳子上不停地转动着爆米花机。大概过了几分钟，他停止转动，将黑乎乎的爆米花机从小煤炉上抬下来。孩子们连忙机警地后退几步，紧紧捂住耳朵。
　　只听“嘣”的一声巨响，如同雷鸣，爆米花的甜香在空气中翻涌。
　　我和家华坐在布沙发上一边吃着又甜又酥的爆米花，一边看着电视节目。
　　“哥哥，爆米花真好吃。”家华说。
　　“嗯，要是再配上一杯汽水喝，那更美了。”
　　突然父亲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子，环顾四周说：“我回来了。我很想你们。你妈妈呢？”
　　家华从布沙发上跳了下来，露出惊喜的表情，跑到他跟前说：“爸爸，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他弯腰搂着她说。
　　　“妈妈在裁缝店。”
　　“裁缝店又营业了吗？”
　　“嗯，妈妈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去店里。”
　　我坐在沙发上惊讶地望着父亲，见他穿着一件单薄的夹克衫，很腌臜，衣领上油乎乎的。他脚下的黑皮鞋破旧不堪。他的头发微乱，脸膛憔悴，胡须长得茂盛如野草。他的眼神蓄满疲惫与苦闷。
　　我看到父亲，想到那天晚上他与郑敏幽会的事情。我努力想把那些事情统统忘掉，然而有些事情一旦被脑海贮藏，仿佛是一颗种子播进土壤。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在脑海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下面很多的根须与大脑的神经紧紧勾连，灰暗的阴影将笼罩整个脑海。
　　我与父亲的关系好像跌入冰点，我不再向他叫“爸爸”了。我们之间像是隔着山也隔着海，中间的障碍难以排除。
　　我坐在沙发上两眼呆呆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以后与他如何相处。
　　“家华，家里有吃的东西吗？”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爸爸，有爆米花，很好吃的。”家华说着两只小手捧着爆米花递给他。
　　他抓起一把爆米花塞进嘴里，边嚼边说：“真好吃。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又冷又饿，饥肠辘辘。”
　　“爸爸，我想起来了，厨房的铁锅里还有剩饭——妈妈中午煮的青菜面条，估计着已经凉透了。”
　　“那就好，有吃的东西就好。”他说着向厨房大步奔去。
　　他走到灶台旁掀开锅盖，看到里面有半碗剩菜和一碗面条就端出来坐在小木桌上吃。
　　“爸爸，这么长时间你去哪里了？”家华坐到他身旁问道。
　　“我周游世界去了，我太想你们，就回来了。”他一边大口地吃饭，一边胡诌。
　　“爸爸，我不信你说的话。”
　　“为啥不相信我？”
　　“老师说世界上有五大洲和四大洋。世界很大很大，有千千万万座山，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你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我是坐飞机、坐轮船去的。”
　　“我还是不相信，”家华摇着头说，“村里人都说你和郑敏跑了，不要我们了。”
　　“胡说八道！”他放下筷子望着她，这些童言仿佛是一根鱼刺扎疼他的神经，让他突然食欲大减。“家华，大人的事情你不懂，不要听村里人瞎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爸爸，我已经七八个月没见到你了。我天天想你。”家华说着，眸子里渗出了泪花。
　　我奔跑着到裁缝店去找母亲，给她通风报信。
　　父亲回来的消息仿佛是一场旋风席卷村庄。这大半年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与郑敏的丑闻渐渐过时，很少人再去谈论，然而他这次回来，将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村庄没有新闻媒体，没有资深媒体人，但是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足以将人彻底打垮。
　　“哎，我刚才看到孙福来回来了。”
　　“他自个儿回来了吗？”
　　“嗯，他自个儿，看样子蔫头蔫脑的。”
　　“老郑的大妞呢？和他一起回来了吗？”
　　“没看见她。”
　　马宝财见我跑过闲聊的人群，咧着嘴高声对我说：“家树，你爸爸回来了，有没有给你带回来一个小弟弟？”
　　我对他毫不理睬，奔跑着穿过村巷。
　　我顺着公路的边道跑到集市。那天芦湾逢集，大大小小的货摊还没有撤走，店面大多开门营业，顾客稀稀拉拉的。太阳已经偏西，淡淡的阳光照着小小的集市。
　　我喘着粗气跑到裁缝店，见母亲正站在长桌旁拿着熨斗熨着一条黑裤子，一个顾客坐在椅子上等待。
　　“妈妈，爸爸回来了！”我站在门口大声说。
　　“噢，你快进来。”她继续低头熨着裤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她熨好裤子后将它整整齐齐地叠起来装进袋子递给顾客。
　　顾客走后她坐在缝纫机前望着我说：“家树，你刚才说啥？”
　　“爸爸回来了。他邋邋遢遢，已经一天没有吃饭，现在他坐在厨房吃着剩饭。”
　　“哦，我回去看看！”母亲脸上浮出愤怒的表情，她说着起身关闭裁缝店的门。
　　我们到家时家华正坐在布沙发上看着电视。
　　“家华，孙福来在哪儿？”母亲大声问道。
　　“爸爸太累了，他在卧室睡觉。”
　　卧室传出一阵鼾声，在空气中振荡。
　　母亲脸色阴沉，像是暴风雨将要袭来的天空。她向卧室奔去，一脚踹开卧室的门，只听见哐当一声，吓得家华手中的爆米花跌落在地。
　　“孙福来，人活着要脸，树活着要皮，你还有脸回来啊！”
　　父亲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揉着眼睛，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说：“孩子他妈，你冷静些。这是我的家，我来去自由。”
　　“你已经跟狐狸精跑了，你让我咋能冷静？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嘞。”母亲说着，眼里迸出泪水。
　　她把他从床上拉下来，两只拳头不停捶打。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我打死你，打死你！”
　　他蹲在床边两手抱着头，任凭她捶打。他的内心必定抱有愧疚与悔恨。
　　“妈妈，你别打爸爸了，别打爸爸了！”家华站在一旁大声哭喊。
　　母亲用脚狠狠踹他，将积压在心底的怨气统统发泄在他身上。他像是一个武术训练馆的沙袋，任凭她拳打脚踢。
　　“孙福来，明儿个咱俩就去离婚。”母亲筋疲力尽，声音嘶哑地说。
　　四五个街坊邻居赶过来，走进屋子劝阻母亲。
　　赵奶奶说：“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给他一次机会。瞧，两个孩子在旁边眼巴巴瞧着，影响多不好！”
　　“我不和你过了，明儿个就去离婚，以后两个孩子跟着我，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这个家以后容不下你。”母亲怒气冲冲。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王守道说着，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说，“福来，家树和家华已经长这么高了，以后你要好好过日子，可不能再干惹草拈花的事情。作父亲的，要给子女作个好榜样。”
　　那天晚饭时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沉闷而又紧张的气氛封锁整个家庭。
　　家华平时爱说爱笑，那天她看到母亲紧绷着脸，父亲神情沮丧。他们好像随时有可能打起来。家华低着着头吃饭。
　　“科索沃地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伤亡人数日趋增多，造成居民流离失所，沦落为难民……”电视上播放着晚间新闻，声音显得格外响亮。
　　“爸爸，啥是难民？”家华随口问道。
　　“难民就是遇到灾难后失去家庭、无家可归的人。”父亲放下饭碗，神情缓和下来。
　　“他们为啥无家可归呢？”
　　“他们的家被炮弹炸毁，或者有人将他们从家里强制赶走。”
　　“啊，真吓人！”家华圆睁着眼睛，露出愕然的神色。
　　“我现在像是一个‘难民’。”父亲自嘲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你沦为‘难民’是自作自受！”
　　我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回卧室写作业，其实我是在躲避父亲。我和他在一起时觉得十分尴尬，一些事情像潮水涌上心头，让我很难受。
　　父亲吃过饭在堂屋桌子的抽屉搜来搜去，搜到几个五分或一角的钢镚儿就悄悄装进口袋。他推开我卧室的门，走到我身旁低声问道：“家树，你的零钱借给我一些，让我买一包香烟！”
　　“我没有零钱。”我在灯光下埋头做作业，冷冷地说。
　　他叹了一口气，没趣地走了。
　　他在房间翻箱倒柜，希望搜到更多零钱。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把他当作一缕空气，无视他的存在。
　　“爸爸，你在找啥呢？”家华走到他跟前问道。
　　“我要找点儿零钱，到小卖部买一包香烟。”
　　“爸爸，你等着，我有一大堆零钱。”家华说着向卧室走去。
　　她抱出小兔形状的存钱罐递给他说：“爸爸，这些零钱凑起来可以买好几包香烟。现在我送给你了——这个存钱罐是你从前送给我的。”
　　他接过存钱罐倒出一堆零钱，形如沙丘，他数了数，说：“嗬，够买好几包香烟。过段时间我有钱了给你买个毛绒玩具。”
　　“好的，我想要一只很大的毛绒熊。”
　　“嗯，过段时间我到县城给你买一个。”他说着向外面走去。
　　父亲走后，母亲从卧室抱出一堆床单、被褥与枕头放在门外的木椅子上，然后将房间的门反锁。
　　“妈妈，不要锁门，爸爸一会儿还要回来。”家华望着母亲说。
　　“以后让他去酒厂睡，那里的屋子宽敞。”
　　父亲叼着烟卷回来后不管怎么拍门母亲都不开。
　　“孙福来，以后你到酒厂睡，床单、被褥与枕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酒厂清静，没人妨碍你，你爱勾搭谁就勾搭谁，另外明儿个你早点儿起床，咱俩去离婚。”母亲向着门外高声说。
　　“孩子他妈，咱俩已经结婚十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这样对我。”
　　“孙福来，你跟那个狐狸精跑的时候你想过我们吗？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抛下我们就走，一去就是大半年。她花光了你的钱一脚把你当作废物踢开。你像一个叫花子一样无处可去才想起回家，你还知道自己有家啊。”母亲说着，泪眼模糊，声音凝噎。
　　“孩子他妈，你别说了，都是我一时糊涂，都是我的错。”他蹲在门外心烦意乱地吸了一根烟，然后抱着床单、被褥与枕头向酒厂走去。
　　次日早晨吃过早饭我和家华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
　　母亲逼着父亲去办理离婚手续，他却死活不肯。
　　他叼着烟卷大摇大摆走在村巷上，见到熟人照常递烟打招呼。
　　“福来，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
　　“我前段时间去考察项目了——到河北好几家毛巾厂考察，这一呆就是大半年。现在酒厂生意不好做，今后我打算开个毛巾厂，生产纯棉毛巾。”他煞有介事地说。
　　村民们顾及他的颜面，当面不拆穿他的谎言，笑着说：“你酿酒时收购麦子。你开毛巾厂，还需要收购棉花吗？”
　　“当然了，需要收购大量的棉花。我要做纯棉毛巾。”
　　不久，郑敏定婚的消息从马庄村迅速传到芦湾。据说她定婚对象是城市人，那人的父亲在一家工厂当领导。他们的婚礼计划下个月在城市一处豪华的酒店举办。
　　街头巷尾的舆论一片哗然，谴责、嘲笑中夹杂着嫉妒。
　　“她是麻雀攀高枝变凤凰了。”
　　“你说孙福来和她那个啥了，竟然有人愿意娶她，真可笑！”
　　“她脸蛋好看，穿戴洋气，还当过老师，有学问，不知道她底细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丑事，再说城市人思想开放，对那些事情根本不在乎。”
　　老郑对女儿的婚事非常满意，他和老婆一起在集市上买了新帽子、新棉袄、新裤子与新鞋子，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准备参加女儿的婚礼。他见了熟人就夸耀说：“我大妞就要结婚了。我女婿家财万贯，在城里住着大别墅，三层小洋楼，还有两辆小轿车。他家拔一根汗毛，比咱们的腰都粗。”
　　父亲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和郑敏离开村子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大半年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时会胡乱猜测，推测很多种可能。我心头对他和郑敏的怨恨始终未消减。
　　那段经历在他的人生中沾满污垢，不管时间的风雨怎么洗刷也难以洗净。
　　村庄总会偶然冒出一些蹊跷事情，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马宝财的“理发事件”与“定婚事件”让舆论从父亲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
　　那天马宝财到集市上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拿着电推子嗡嗡的在他头上剃头发。
　　“理发多少钱？”他突然问道。
　　“两块钱。”
　　“停！”他瞪大眼睛望着理发师说，“从前理发不是一块钱吗？”
　　“现在东西都涨价了，大白菜之前二分钱一斤，现在涨到了五分钱一斤；麦子之前三毛钱一斤，现在涨到六毛。我们理发也要跟着涨价。”
　　“你咋不提前说，我早知道的话就不理发了。”
　　“门口的木牌上用毛笔字写着嘞，不信你出去瞧瞧。”
　　马宝财从椅子上跳下来，到门口瞅一眼，那里果然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理发两元”。他按捺胸中的怒火。
　　“我这头剃了一半，我不剃了——剃整个头两块钱，我这剃了半个头多少钱？”
　　“一块钱。”
　　“好，我给你一块钱。”他说着从口袋掏出一块钱摔在桌子上，然后气怏怏地走了。
　　理发师将马宝财的事迹讲给很多顾客；“我理发十多年，从没见过马宝财这样的货色。他那剃了一半的头，前面头发长，后面露着光头皮，看着像是鸡头，真是好笑。”
　　马宝财回家之后自己对着镜子，笨手拙脚地握着剪刀胡乱剪着头发，剪成乱糟糟的发型。他走到街上，村民们看到他的发型哈哈大笑。
　　不久，陌生的一男一女来到他家里。看样子那个男子四十多岁，妇女三十岁出头。
　　男子说：“宝财，我们是尉氏县城人，她是我妹妹，前几年丈夫得病死了。我目前在东关塔旁开了家高记烧饼店。我一直想找个好人家让妹妹改嫁。我四处打听，听人说你是个好人，还没结过婚，今儿个就带她来和你见见面、说说话。”
　　马宝财的眼睛在那个女人身上瞟来瞟去，只见她身材丰满，脸庞白白净净，嘴唇红润，长着双眼皮，一头浓密油亮的头发垂到脑后。她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他身上溜来溜去，让他心旌摇荡。
　　“大妹子，你年龄多大了？”
　　“我三十三岁，大哥你看着很年轻潇洒。”
　　马宝财听她这么夸赞，心里美滋滋的。两人东拉西扯，谈得十分融洽。
　　那个男子对马宝财说：“我真的觉得你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要是我妹妹能嫁给你我很满意。今儿个就算是定婚了，找个好日子你俩把婚事办了。过两天你到县城我的烧饼店来，让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见见。不过咱们还要讲规矩——彩礼钱不能少。我做哥哥的，开烧饼店这么多年手下积攒一些钱。你俩结婚时我至少拿出一万元当嫁妆。这彩礼钱嘛，你至少拿出一万元。我回家后给你们置办家具、电视机和洗衣机，这些东西结婚那天我用大卡车统统给你拉到家里。”
　　马宝财鬼迷心窍，心想县城东关塔旁边确实有一家烧饼店，他们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能娶一个县城的女人，还得到一万元的嫁妆，这种美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这些年我省吃俭用，积攒下一些钱。这一万元的彩礼我是有的。”他说着走进卧室，弯腰爬到床底下去。
　　原来他在床底下挖了一个深洞，钱都用棉布紧紧裹着塞在洞里，再用砖块压着。这好像比保险箱还要安全！
　　他将厚厚的一沓钱交给那个男子，望着那个女人心花怒放。
　　过了两天，他穿上新衣服，掂着礼物坐票车去县城。他在东关塔旁边找到一家烧饼店，却是赵记烧饼店，见不到那个男子。
　　他说了情况之后，烧饼店的老板笑着说：“你真是一头蠢驴，脑子缺根筋！我在县城卖了二十年的烧饼，从没有听说过附近有家高记烧饼店。你一定是被骗了。”
　　马宝财到公安局报了警，警察查不到丝毫线索。他懊悔不已，狠狠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