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坐在酒厂的办公室做作业，黄狗温顺地卧在我的脚下。我握着铅笔在作业本上照着黄狗的模样乱画，画得歪七扭八，在旁边写道“我是一条小狗。”
　　“我画得像你吗？”我将那张画从作业本上撕下来摆在黄狗面前。
　　它机警地瞄了一眼画像，见不是馍头或骨头，仍然耷拉着脑袋伏卧在地上。
　　我轻轻踹了它一脚说：“坏蛋，这画的就是你。”
　　它起身向我汪汪的叫几声，像是与我吵架。当我准备再次抬脚踹它时，它紧挨着我的脚卧在地上，一副涎皮赖脸的样子，让人不忍心伤害它。
　　我不经意瞥到抽屉的缝隙露出父亲那只棕色的皮包。我猜想父亲今天走得匆忙，忘了带它，平时他总是带着它的。我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好奇地将它打开，只见里面有香烟盒、打火机、电话簿、钱包等，竟然还有一只精美小巧的红色包装盒。
　　我把那个包装盒托在手心上看下看，然后掀开盒盖，发现里面放着两枚耳坠。耳坠的上端是一根短针，中间悬着一条细小的金链子，下端缀着一颗包着金边儿的紫水晶。紫水晶莹亮华美，犹如两颗眼睛，闪耀着紫光。我将它放在手心细看，心想母亲的生日越来越近，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
　　想到父亲如果知道我偷偷打开他的皮包，他一定会雷霆大怒，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我赶紧将耳坠小心翼翼地装进盒子里，将皮包放回原处。
　　接下来的几天紫水晶耳坠的光芒摇摇晃晃在我眼前闪耀。
　　一天晚上我与家华坐在布沙发上看着电视。灯光下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为家华做一件色彩鲜艳的外套。
　　“妈妈，我咋从没见你戴过耳坠？”我走到缝纫机前说。
　　“瞧，我两只耳朵上很早就打了耳孔，年轻时戴过耳坠，不过很多年不戴，从前的耳坠早丢失了。”母亲说着两脚继续踩着缝纫机的脚踏板。
　　“爸爸会给你买耳坠的。”我神秘兮兮地说。
　　“唉，他没有那份儿心。”母亲的手停在针头旁，摇着头说。
　　“妈妈，你生日那天爸爸会给你一场惊喜的。”我说。
　　“我不要他的惊喜，他不给我惊吓就好。”母亲流露出惘然的神情。
　　“妈妈，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买耳坠。”家华说。
　　“傻孩子，我不喜欢戴耳坠，戴这些东西太麻烦，一不小心还会丢失。”
　　我本想告诉她说我在父亲的皮包内发现两枚紫水晶耳坠，当我想到父亲用皮鞋踹我的场景，便欲言又止。
　　我期待着父亲给母亲一场惊喜，然而她一语成谶，他给她的不是惊喜，而是一场惊吓。
　　过了几天，郑敏刚登上讲台，我发现她的耳朵上戴着一双紫水晶耳坠。我惊诧地望着她，望着耳坠在她的耳垂下轻轻摇曳。它竟然和我在父亲皮包内发现的耳坠一模一样！
　　“郑老师戴的耳坠真漂亮。”刘亚军小声对我说。
　　郑敏在讲台上给我们念着课文。我心不在焉，思绪翻飞。
　　我突然想到她的耳坠有可能是父亲送给她的，但是转念一想，他们鲜有来往，父亲是不可能送给她礼物的。
　　下课后我问刘亚军：“你之前见过郑老师耳朵上那一双耳坠吗？”
　　“没有，她从前戴着银耳环。今儿个她戴的耳坠应该是新买的，第一天戴在耳朵上。”
　　“你相信世界上有和它一模一样的耳坠吗？”
　　“当然有啦，喏，你的文具盒，文具店和它一模一样的多着嘞。耳坠嘛，到城里卖首饰的商店，一模一样的一大堆，任你挑选。”
　　刘亚军的一番话消除我内心的疑虑与纠结。我想郑老师耳朵上的耳坠是她在县城的首饰店买的，恰巧与父亲皮包内的同款。
　　我心里仍然期待着母亲生日那天父亲会给她一场惊喜，想象着父亲将皮包里的那双耳坠戴在母亲的耳朵上。
　　薛大攀仍然像是一张狗皮膏药似的紧粘着郑敏。他常常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却对他不理不睬。人们都说他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劝他不要作践自己。他却痴心不改，年复一年地追求她。
　　有一天他厚着脸皮将一台录音机送给她。那是一台黑色的盒式录音机。她莞尔一笑将它提在手里说：“薛大攀，我们教室需要一台录音机，这算是你捐献给学校的。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郑敏，你别谢我，你接收它，我很高兴。”薛大攀笑眯眯地说。
　　“我这是借花献佛。大攀，你可以选几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放给孩子们看，算是做件好事。”
　　“你推荐几部电影呗，我牢记着，晚上在操场上放映。”
　　“这类电影很多，例如《鲁冰花》、《妈妈再爱我一次》、《豆花女》。”
　　“哦，我记住了。我今儿个去找一下影片，下周开始放映。”
　　他以为她会转变态度，两人很快将走到一起，他卑微的爱将在她的柔情中意气昂扬，然而他过于乐观，低估她的眼界。
　　上课时郑敏经常将朗读课文的磁带塞进录音机的磁带仓里，随着磁带的旋转抑扬顿挫的录音播放出来。
　　有一次临近下课时她用录音机给我们播放一首外文歌曲。当我正歪着脑袋听得如痴如醉时，下课的铃声突然响起。她摁了一下录音机开关的按钮，啪嚓一声歌声戛然而止。那些旋律却像是一群花蝴蝶围绕着我漫天飞舞。
　　她提着录音机，掂起课本离开教室。
　　我起身追上去问她：“郑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刚才录音机播放的那首歌曲的名字。”
　　“这是一首英语歌曲，名字叫Yesterday Once More，翻译成汉语是《昨日重现》。”她微笑着说，她耳朵上的那一双紫水晶耳坠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
　　“噎死他……玩死猫……”我模仿着她的发音说。
　　她望着我咯咯笑了，说：“以后你学英语就会念了。”
　　那段时间薛大攀常常将白色的电影幕布悬挂在操场上。夜幕降临后我们搬着凳子涌向操场。他端坐在放映机前满脸笑容，为我们放映一些感人的电影。
　　薛大攀突发狂想，要在芦湾开一家小电影院，起名为“大攀电影院”。他在集市上租赁一间平房，里面简单用白灰粉刷了墙壁，排上六七排红漆木长椅，又在门口贴上几张电影海报，就这样小电影院匆匆开业了。
　　开业当天村民们可以免费看电影，很多人来凑热闹，室内挤挤挨挨坐满了人。他坐在放映机前兴高采烈，梦想着将来要开一家大型电影院，可以容纳很多人，让全村人对他刮目相看。
　　次日电影院开始收取门票，五毛一张，村民们大都坐在家里看电视节目，不来捧场，室内稀稀落落坐着七八个人。
　　马宝财坐在第一排椅子上高声叫嚷：“六根指，放毛片呗！”
　　“我这里真没有毛片。”
　　“你一个人关着门在家里偷看，好东西一个人藏着。”
　　“我这里根本没有毛片！”
　　“哼，把门票钱退还给我，老子不看了！”
　　电影院开业不久由于入不敷出倒闭了。
　　村里有人办喜事请薛大攀放映电影，他像从前一样黄昏时将幕布悬挂在街头，在桌子前调试机器设备。当夜色苍茫时开始放映，然而幕布前的观众少很多，再没有从前那种人声鼎沸的场景。
　　我搬着凳子走到薛大攀身旁，他正在操作放映设备。
　　“大攀叔叔，我要向你学习放映电影。”我好奇地望着桌子上的胶片。
　　“唉，你好好学你的功课。这几年年轻人大都去城市打工，村庄的电视机也多了，来看露天电影的人越来越少，我要下岗了。”他流露出落寞的神情。
　　有一天数学老师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数学应用题。我抬头望到黑板上写着“动物园一只大象2天吃420千克食物，一只熊猫4天吃70千克食物。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
　　吴老师写完那道题将粉笔抛在讲桌上，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说：“同学们计算一下，稍后我找人回答。”
　　我握着铅笔一筹莫展。那道应用题像是多条绳子缠绕而成的死结，我死活解不开。
　　“孙家树，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吴老师嗓音响亮，他冷峻的目光刺得我浑身发疼。
　　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抬头望着黑板。
　　“呃……180千克。”我摸着脑袋随口说。
　　“噢，我们可以计算出一只大象每天食量210千克，一只熊猫每天食量17.5千克，210千克减去17.5千克等于192.5千克，少的那10多千克哪里去了，是不是你偷吃了！”
　　同学们哄堂大笑，脸上笑开了花。
　　那天下午放学，我和刘亚军到沙岗上玩耍。我们用沙土堆了一座城堡后坐在城堡旁嘴里嚼着泡泡糖，比试谁吹得泡泡儿大。
　　“家树，昨儿个我和哥哥打架了。”刘亚军说。
　　“为啥？”
　　“哎，我把哥哥课本上的那一张彩页撕掉了——上面印着赵州桥，我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哥哥看到后气得发疯，追着打我，我吓得四处逃跑。”
　　“赵州桥？”我茫然地问。
　　“嗯，它是一座大石桥，却千百年没有倒掉。你听说过苏州园林、悉尼歌剧院、法国埃菲尔铁塔这些建筑吗？”他兴致勃勃地说。
　　“没有。”我摇着头说。
　　“我从各种书本上看到的。我长大后想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惊人的建筑。”他用率真的口吻说。
　　“亚军，你的梦想真好。”
　　夕阳像是将一大桶番茄酱倾倒在沙岗上，闪耀着酱紫色的余光。晚霞烧红半边天，映照着村庄。两只乌鸦在不远处的树上嘎嘎叫着。
　　“亚军，听，这是啥声音？”我突然侧耳聆听。
　　“乌鸦的叫声。”
　　“不是，你听听，像是乐器的声音。”
　　微风在沙岗上吹拂，送来一阵铮铮琮琮的旋律，宛如湍急的流水声。
　　“呵，是有人在弹吉他。”我歪着脑袋用两耳去捕捉微风中的旋律，露出惊喜的表情。
　　“吉他？你咋知道？”
　　“我在电视里听到过它的声音。你听，太好听了——铮铮，铮铮！”
　　“哦，这声音是从学校发出来的，我猜是哪个老师在弹吉他。”
　　“不是，这声音是从槐树林里传出来的，不信你再听听。”
　　“哦，应该是。”刘亚军的耳朵向着槐树林的方向倾斜。
　　“走，咱们去瞧瞧！”我将泡泡糖吐在沙岗上。
　　橙红色的夕阳映衬着一树树洁白粉嫩的槐花。我们循声向着槐树林奔跑过去。那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声在浓郁的槐花香气中起起落落。
　　我们望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槐树下弹着吉他。他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瘦高个儿，头发略长，下巴上蓄着短胡子。他微闭着眼睛，抱着一把吉他边弹边唱，一副深情而潇洒的样子。在他手指的拨动与按压下吉他变成一个鲜活、张扬的精灵，时而像淙淙的溪流吟唱，时而像奔腾的浪涛喧哗。
　　“他是养蜜蜂的。喏，那树下是一片蜂箱，还有两个帐篷。”刘亚军指着槐树下的那一个个木制蜂箱说，“瞧，那儿有很多蜜蜂，嗡嗡嗡嗡。咱们最好不要靠近它们，它们蜇人。”
　　只见槐树下摆放很多蜂箱，两顶军绿色的帐篷搭在蜂箱旁。一对中老年夫妇模样的人在蜂箱旁忙碌。我猜想他们是那个年轻人的父母。
　　那个年轻人唱着歌。我沉浸在他的歌声中，他真的比赵奶奶唱得好。
　　“嘿，家树，你咋啦？看你变成一个木头人了。”刘亚军大声说。
　　我很想走近那个年轻人抚摸一下吉他，并奢想让他教我弹吉他。
　　“你甭唱歌了，来帮一下忙。”那个中年妇女喊道。
　　他猛然停止唱歌，露出扫兴的神情，抱着吉他向蜂箱走去。
　　“家树，咱们走吧，天擦黑了。”刘亚军说。
　　“嗯，我真想有一把吉他。”我说。
　　“有吉他你也不会弹。”
　　“不会可以学习嘛。”
　　吃过晚饭后母亲与家华看着电视。吉他的旋律在我耳边挥之不去，我嘴里念叨着：“铮铮，铮铮！”
　　“家树，看你疯疯癫癫的，咋啦？”母亲说。
　　“妈，这是吉他的声音。”
　　“吉他？”
　　“我下午看到一个大哥哥在槐树林里弹吉他，我想有一把吉他。”
　　“噢，过段时间我给你买个新书包。”
　　“我不喜欢新书包，我喜欢吉他。”
　　黄狗趴在院子里昏昏欲睡，我轻轻踢了它一脚走出院子。
　　夜空缀满繁星，星光将黑暗的夜色烘染成朦胧的灰色。家家户户已经关上大门，从窗户里漏出电灯的光线。
　　村巷冷清无人，我踩着黝黑的路面走着。两只野猫在夜色中窜动，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
　　当我走近槐树林时望到一盏电灯挂在槐树下，光线照得四周白花花的。三个人正围着一张小木桌吃饭。
　　那个年轻人回头看到我，边嚼饭边说：“小孩子，你来这儿干嘛呢？”
　　“大哥哥，我想向你学习弹吉他。你弹得真好。”我走近他说，望到那把吉他斜放在他身后的小凳子上。
　　“你这孩子嘴上沾了蜂蜜，真甜。来，我教你！”他说着咽下口中的饭菜，顺手拿起吉他。
　　“好呀。”我高兴得要跳起来。
　　“教你之前我要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孙家树，你呢？”
　　“我叫大哥哥。”
　　“大哥哥？”
　　“嗯，我姓大，名字叫哥哥。来，我教你，不过弹吉他一朝一夕根本学不会。我先给你简单讲一下每根弦的作用，再慢慢教你弹奏的方法。”
　　那对中年夫妇坐在饭桌前笑得前仰后合，说：“小峰，你真适合当音乐老师。”
　　“你叫小峰，以后我叫你小峰哥哥。”我说。
　　“噢，你真聪明。”
　　夜渐渐深了，村子越来越静谧。繁星装点在天幕上，犹如一盏盏小灯笼在夜幕上闪烁。
　　在电灯的光线下，小峰哥哥耐心地教我弹吉他。铮铮的吉他声在槐树林中回荡。
　　他露出疲倦的神色，打了个哈欠说：“我明晚再教你。今天太累了，该睡觉了。”
　　“嗯，我想弹一次。”我说。
　　“你回家睡觉吧！”他说着，将吉他放在帐篷旁。
　　“小峰哥哥，你家在哪里呢？”
　　“安徽。”
　　“哦，应该距离芦湾很远。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当然啦，大江南北我都去过。油菜花开时，我们去油菜花开的地方。槐花盛开时，我们去槐花开的地方。葵花开时，我们去葵花开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到了哪儿，也记不得那些城市、乡镇和村庄的名字。”
　　我在黑魆魆的村巷奔跑，嘴里哼着歌，惹得几户人家的狗汪汪的乱叫。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母亲拿着手电筒迎了过来，耀眼的光束照在我的脸上。
　　“你这疯孩子，干啥去了？”母亲的神情焦急而气愤。
　　“我去学弹吉他了。”我兴高采烈地说。
　　“你跟谁学的？”
　　“跟小峰哥哥学的。”
　　“小峰哥哥？咱们村子里好像没有这个人。”
　　我将事情给母亲讲了一遍，她的手摸着我的脑袋说：“我还以为你失踪了。”
　　那几天放学后我就跑到槐树林里找小峰哥哥。上课时我总是心不在焉，想着弹吉他的事情。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一道应用题让我回答，我仍然回答错误。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