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不清楚我那时在眉县县城留下的恶劣印象，意识到已是1984年年初。当时全国上下进行县级机构改革，我时任中共镇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被内定破格进入县级领导班子。因为我在1970年11月被学校开除学籍，后来彻底平了反，被认为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考察“文革”表现一项，镇安县委仅向已迁至杨凌的陕西省林业学校去了个函，让简单地写个证明材料就行了。没想到学校却寄来一个眉县清查“文革”时涉及到我的材料，其中说到在眉县“8·23”党校武斗中，我打断了一个人的腿。关于“8·23”党校武斗，《眉县县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罗列其恶果时首先是“‘总司’派一人腿被打坏，一人被打成脑震荡”，这就是说打坏“总司”派一人腿的是我。这件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因为事发之时我一直在围观的群众中，根本没有与对立面的人碰过面。因为有了后果不容忽视，镇安县委便反复向我落实无果，最后派人拿着我的照片找到被打者辨认，才说打他的人不是我。那位被打者确实是被手持镢头把的林校学生打的，但却不知姓名，我在眉县县城名声很大，他便就说了我的名字，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我。

　　也许这就是我在“反逆流战团”那段时间里，所做过的“恶事”理所当然应该付出的代价。我担任镇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时只有三十岁出头，已经有望进入处级干部行列。按照现有仕途规则，如果没有那么一档子事，我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辉煌”。时也命也，一切都似乎是老天注定，我并不感到后悔。按照我的道德观和性格特点，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当了官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我在“反逆流战团”期间的1967年10月，正当全国大规模武斗盛行之时，回过一次大荔家里。那是因为我与同班同学潘玉丽刚刚谈恋爱，家里不断来信问情况，我回家是专门向家里说说这件事的，也有征求家里意见的意思。可是，却因为带着那把小手枪，使得这次回家充满了惊险色彩。

　　我从眉县车站上了火车一路向东，行至兴平火车站时，突然车厢两头上来了不少人，手里拿着长枪。待列车重新开动后，领头者大声对大家说：我们是收缴武器弹药的，谁身上带的有，主动交出来，不然让搜出来大家就都不好看了。半天没人吭声，搜查就开始了，所有的旅客一个都不放过。

　　我在公安局住时有两把手枪，出外却只带那把小巧玲珑的“双伯剑”。此时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头，看起来不像是公家单位，像是某个群众组织在千方百计搜罗武器。如果这样我带的手枪被搜出来便要大祸临头。即使人不被带走，可是枪被不明身份的人拿走，我将来该怎么交待？要是拿走枪的人打死了人，我更脱不了干系。眼看搜查的人就要到我乘坐的车厢中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情急之下看到放在面前茶几上的饭盒，是铝制的，我那时出外时常带着用于吃饭和喝水，突然灵机一动，把饭盒轻轻拿到身后，避开他人目光，把兜里的手枪悄悄放进饭盒里，然后盖上盖子，又放回茶几上去。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把视线集中在搜查的地方，周围没有人看到我反常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