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6年至公元1976年的这一段中国大陆的历史，被称之为“文革”年代，“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执政党发动和领导，由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的。尤其奇特的是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中，执政党不但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结束者，而且始终是这场革命的控制者。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进行这样的一场乱中有序的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这场革命虽然被称为“文化革命”，却充满了血腥味，其残酷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在这场革命中，直接死去的人和遭受迫害的人可说是成千上万，如果算起这场革命的间接受害者，可能更加难以估算。死去的人会慢慢地被我们淡忘，曾经遭受迫害的人也会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但是这场革命给我们的影响，却会成为历史长久地存在。 

文革无疑是上个世纪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其影响超过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超过民国的成立，甚至超过抗日战争。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王的统治，但那只是形式上的改变，正如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所描写的那样，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反封建、用白话、讲科学、争民主等许多划时代的口号，但其实际影响，基本上只局限在占当时人口总数比例很小的文化人小圈子里。民国虽然成立了，但他的实际控制能力始终没有能真正达到大陆的全部领地。抗日战争确实动员起了全民族的力量，但在抗日的大后方，以及一些偏远的乡村，国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 

或许正因为如此，巴金先生提出过建立文革历史档案馆的建议。遗憾的是他的这个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我想，巴金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历史档案馆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文革，而是为了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 

文革离开我们虽然还并不遥远，但如今网上一些对文革的议论，已经给人以面目全非的感觉了。真不知道再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文革会被人们描写成什么样子。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对文革的了解，已经不是真实的样子，而是经过文人过分修饰的样子了。比如，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于是，文革就成了产生伤痕的历史。现在有人下岗了，出现腐败了，于是有人就喊出了怀念文革的口号。更多的文革当事人，以及海外相关人们，往往为了自身利益，对文革做出了种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描绘和解释。至于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被人为编造的历史将更加容易被后代当着“真实”来接受。 

文革是一场革命，像任何革命一样，都会有革命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所以要想让文革的当事人对文革做出比较公正的结论，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巴金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历史档案馆，目的之一，就是想先将物证留下来，让我们的后人可以去做出公正的结论。但是这个道理巴金先生懂，那些不愿让历史的真相让后人知道的人也懂，所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会拒绝出示，甚至销毁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所以我觉得，要想让历史的真相保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文革的当事人和见证人，真实地写下那段历史。当着其他同龄人还活着的时候，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并将写出来的东西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确认和质疑。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比如普通老百姓明明知道某名人写的东西是胡说八道，但也只能在私下评说一番，是几乎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在媒体上对那些文过饰非的名人们提出质疑的，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不具备同样的话语权。但是有了互联网后就不一样了。比如我这篇文章写出来，任何人都可以对我写的内容随时提出质疑。 

我不是名人，只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的普通见证人。但是我想，如果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将文革中的真实感受写下来。不是以文革中双方争斗的某一方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或者说旁观者的身份，来写出这段历史，可能会更加客观些。这样一来，也许对揭示和保留文革历史的真实性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反思并从文革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是有帮助的，对防止我们的后代再犯同样的错误是有帮助的。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十三岁，还是一个少年，文革结束时我二十三岁，已经是一个青年。这个系列文章，写的就是我整个少年时代对文革的种种感受和回忆，是透过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的眼光看到的文革十年缩影。所以这里没有什么文革内幕和机密，也没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见证，有的只是一个生活在远离首都北京，位于伏牛山城的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在文革十年中的一些生活场景。 

我是文革中长大的孩子，如今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已经人到中年，正成为今日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要了解今日之中国，便不能不了解今日中国四五十岁人的思想，要想了解这些人今天的思想，便不能不了解他们的少年时光。